顏汶羽：處理「過勞」要看最高工時政策

最近，就討論「過勞」的問題在立法會展開討論，當中當然不少議員也借此再次爭取落實標準工時的政策倡議。實際上，標準工時只是訂立某個標準的工作時數後的時薪計算方式。這是透過立法將超時補水規則化而已，當然，因超出標準工時規定後的時薪會較高，令僱主有更大的經濟誘因去減少員工的工作時數，但這不是絕對性的。

相反，最高工時政策是立法規定每個員工不能工作超過某一工作時數，以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水平，這才會是處理「過勞」的治本政策倡議。最高工時與標準工時理應一併實行，才會有效果的。但香港討論標準工時政策多時，但往往忽略了最高工時政策，筆者認為最高工時政策比標準工時政策更重要。

每個勞工政策都會影響市場的發展，僱員與僱主角度不一，考慮也不一樣，爭議也持續多時。標準工時政策比最低工資政策影響範圍更廣，不同行業也有其特性，也有其各自運作的方式，一個劃一的標準工時政策影響過甚。但工時長的問題也應處理，我們也應面對。政府應先從最高工時政策入手，為保障員工健康為重。

香港還有很多勞工議題是需要處理的，家庭友善僱傭政策、418非連續合約工的保障、統一公眾假期等等，每次因為勞資雙方很難有共識而不了了之，但筆者相信一個健全、具彈性的勞工市場，仍然是應有政府介入達到某些效果的。這樣才可以產生社會應有的效益，單靠市場自由運作，有些社會目標便不能達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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