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換特首又有何用？
曾多次表示中央對特首林鄭「高度信任」的情況下，資深傳媒人阮紀宏在早前撰文，聲稱香港局勢在區議會選舉過後「漸趨平靜」，因而建議「中央應立即啟動換特首機制」。雖然該文已經發表一個月，但其政情分析力之高，其論點之清奇，讀後讓人如骾在喉，遂撰此文論析之。
首先，阮先生在文中認為，香港局勢在區議會選舉過後「漸趨平靜」，已經讓人感到嘖嘖稱奇。該文發表後不久，激進示威者便在聖誕和元旦期間，用多次的行動證明，他們仍具一定的社會破壞力。出現如此的誤判，相信是有人看到激進示威者在區選前後偃旗息鼓，卻不明白對方短暫不作行動的成因，只是為了不讓政府有理由取消或者押後選舉，所以他們在區選順利舉行過後，便開始故態復萌。
其次，阮先生認為局勢「漸趨平靜」後，就應該雷厲風行開啟香港新篇章，問題是「由誰來做更有機會成功，以及由誰來做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會更好」，但阮先生提出這兩個問題前，是否應說說怎樣才算成功？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究竟又是什麼呢？可惜，阮先生在文中除了提過「深層次矛盾」一詞，根本沒有實質內涵。
既然何謂成功的準則都說不清楚，阮先生又憑什麼認為「由林鄭月娥來做肯定不好」呢？他也是沒有詳細論析，只說了一句「相信很多市民都會贊成」。先不論阮先生口中的「很多市民」有何量化數據支持，即使有數據支持，但也不能作為「由林鄭月娥來做肯定不好」的論據。作者若是覺得大多數認同的事便是正確，這便犯了訴諸群眾(appeal to authority)的謬誤。
更重要的是，「由誰來做更有機會成功」這個問題本身，便是預設了前提：假定所謂「開啟香港新篇章」本身是「有機會成功」的，同時又假定有沒有機會成功，是人選的問題。然而，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其制度本身必然使到資產階級可以賺取普羅大眾的剩餘價值，這種生產關係又必然使到社會出現貧富兩極化，而越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又必然會使到社會流動性降低。
可見在某程度而言，青年人不滿的根源，是社會流動性降低，以及社會階梯失靈，而這兩個問題產生的成因，正是源於香港在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維持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試問這樣的「深層次矛盾」，在不推翻或改造原有生產關係的情況下，真是可以單靠更換一個特首解決乎？如果真是可以的話，阮先生便似乎是在質疑新中國成立的合理性矣。
此外，現時的暴力場面仍在持續，主因是香港已出現了犯罪學上的「破窗效應」。簡而言之，便是政府在最初有人作出不守法及暴力行為之時，選擇了妥協和讓步，因而誘使他人仿效，甚至變本加厲。阮先生在文中稱讚新任警務處長鄧炳強上任後，改變了處理激進示威者的做法，但是他忽略了一個問題：一個社會的公共秩序，必須由執法和司法機關共同維持。
因此，香港的公共秩序能否恢復，關鍵並不只在於警方的執法力度，還在於司法機關證明被告有罪之後，其判刑能否產生阻嚇性，這便涉及法官怎樣行使量刑酌情權，乃至是法官在審判期間，給予被告怎樣的保釋條件。這一問題，難道又真是如阮先生所言，可以靠著替換一個特首解決乎？如有人真是這樣想的話，便實在是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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