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香港需要甚麽樣的「特首政策組」？
港府重設「特首政策組」成為近期的熱門話題。各路傳媒都在分析其班底、功能、政策走向。
此機構始於香港管治日趨複雜之際。其前身中央政策組於1989年創辦，時值《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社會政治意識提高，時局不穩引發民情不滿，加上1987年環球股災的衝擊，時任港督衛奕信決定成立中策組，吸納「局外人」協助管治。作為港督的參謀部，中策組在港英時期最後幾年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推動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經政策。就像其英文縮寫CPU(Central Policy Unit)，這就是港府的中央處理器。
回歸之後，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任特首繼續維持了這個設置，並將其擴展到公關策略、管治人才選拔等範疇。但2018年，林鄭月娥也許覺得CPU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變相廢除此部門，以創新辦（Policy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Unit）取而代之，其後香港出現了幾十年來最大的管治危機。
筆者無意將「修例風波」與中策組的撤銷直接聯系，但在那些年發生的整個社會運動，港府對民意脈搏的誤判，對各界意見的疏離，後續應對策略的失措或滯後，都反映出行政長官很需要這樣一個吸納管治精英的機關在背後「諗橋」，制定緊貼社會動態、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政策。
現在社會上確實有一些聲音，站在善用公帑的角度質疑其預算是否合理。「修例風波」的後果正說明，如果用每年7500萬港幣的開支提高決策水平，推動香港發展，避免潛在的社會動蕩，簡直是物超所值，「抵到爆」了。
那麼香港到底需要甚麽樣的「特首政策組」？
首先，成員必須有國際視野，有前瞻性思維，站得高看得遠。務必時刻將香港這個中國最開放的城市，同時又是融匯中西文化的國際大都會的定位放在首位，這才是香港一切競爭力和繁榮的來源。要有能力且敢於以世界最前沿的思路制定政策。同時，如今國際局勢風雷激蕩，香港處於東西兩大陣營之間，如何平衡處理關係，如何在風浪中行船，也需要對國際形勢有深刻研判。當然，這種研判能力需要了解世界，也必須了解國家。
第二，成員需要有參與發展政策研究的經驗。香港如今種種社會問題，說到底都是發展停滯的問題。香港各界別的意見已經在制度內表達得很充分了，不需要再為他們「分豬肉」，特首政策組應當更聚焦吸納以往對香港未來發展有研究、有建樹的人士。
第三，一定不要忽略政治策略人才。坊間有聲音指出，由於香港內部的政治紛爭已隨國安法立法和選舉制度改革而告一段落，特首政策組不需要承擔以前「心戰」、與反對派攻防的功能。然而，紛爭平息只是表面現象，香港並未改變社會矛盾的基底，「乾柴」仍然到處存在，很可能隨時燃燒。所以，特首依然需要懂政治策略的「參謀」入局，分析輿情，引導輿情，與公眾良性互動。創造有利於推動政策的條件有時比好的政策本身更重要。
第四，要借助特首政策組發展本地智庫。相比這座城市的重要性，香港的智庫行業實在太小了。這其中有政治權重不平衡的原因：建制派地位穩固認為不需要政策研究，而泛民則因永遠在野而認為研究政策無用武之地；也有拿來主義的原因：認為國內和西方各智庫的研究結果都可套用於香港，於是社會潛意識認為香港不需要智庫。
但實踐證明，香港中西合璧十分獨特，拿來哪一邊都不能直接對症，只能「自主研發」。
在國外，智庫和各類政策研究機構被視為「第五權」，政府、智庫和私營企業形成「旋轉門」，可以讓社會中的管治人才形成流動。香港智庫疲弱的生態，使政治、政策人才除去政黨和政府外無處安放，很多人才因此不願入行而出走其他行業，客觀上也造成香港整體政治決策水平低。未來香港要提高管治水平，一定要加強智庫發展。
前幾年，隨着香港政局日趨緊張，有識之士也開始籌組智庫。其中前特首董建華創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正是其中佼佼者，如今特首政策組組長黃元山正是該智庫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前院長，他的入局既符合上述特質也從客觀上說明智庫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其經濟學、國際關係和公共行政學的背景也使公眾有更多期待。相信如果他能夠借此機會吸納或動員本地智庫加入研究工作，將對香港未來管治產生深遠影響。
黃元山在本週要代表特首政策組面對立法會質詢。香港市民將以審視的目光看這個「重生」的機構，畢竟為香港開新篇不僅需要新的話語，更需要新的思維。只有因應國際變局，積極有為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研究團隊重新組合，重新出發，才能協助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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