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飛：特首政策組有助開闢香港政策研究生態圈新天地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港發表「七一」重要講話時，其中要求特區政府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以「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從大局和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其後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首次表明將或設立「特首政策組」，期望在充分理解國家發展、審視國際形勢下推出宏觀和全面政策，擘畫香港未來發展路向。將或設立的特首政策組，大有呼應習主席的號召，也將牽引香港政策研究生態圈的整體發展，也掀動政策研究人員的心態。究竟香港的智庫和研究人員如何響應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呼籲，並在「一國兩制」的新階段發揮更大更全面的貢獻？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出於政治和國安的考量，香港政策的制定幾乎完全由英國人或英國人最信任的主導和控制，並不願意香港本地人或與內地關係密切的人士，過多關注或參與香港政策的發展，這情況導致香港回歸前負責政策研究的智庫數量不多，也導致本地研究人才不多，並以英國人或英國人最信任的人控制的中央政策組一家獨大。回歸後，國家給予港人大量政策研究的空間，香港的智庫和研究人員的數量，才逐年有了量和質的提升，尤其是在2003年「反廿三條」立法大遊行以後。

香港現有智庫特點過分注重香港視角

目前，按照財政來源的層面來分布，香港智庫主要分為四類：政府智庫、大學附屬智庫、政黨智庫及民間智庫。但這些智庫大部分各自為政，難與歐英美、中國等國家地區的智庫，那樣成規模、具影響力。簡單歸納一下，香港現有智庫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各類智庫只參與自身領域內部循環，跨界不足。譬如大學附屬智庫，雖然也有接受商界的委託，做一些民意研究，但大多只是提供一些數據，其建議難以落實。至於接受政府資助的計劃，政府大多就只是撥款，研究的撰寫與研究成果的評估都由該領域的學術界專家完成，只在自身界別打轉，無法向外延伸。

第二是過分注重香港視角，只關注本地事務。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因為有一部分別有用心的政客和部分反中亂港分子的操弄下，香港的研究陷入了所謂的「議題陷阱」或「視野偽命題」，與香港發展相關的國家政策難道就不算是「本地事務」？邀請內地的專家學者參與本港政策的研究難道就不利於「本地發展」？一味撇除對中央政策的研究關注以及與內地研究機構的銜接溝通，導致香港的發展與政策擬定難以有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無法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獨特優勢。

香港智庫的旋轉門機制不成熟

第三是香港智庫的遊說團隊不成熟。香港智庫有好的政策，卻包裝不太好推出，難以對社會和政府發揮應有的作用。香港有不少政黨政團長期以來曾就經濟和基層民生等議題，提出一些非常貼地和比較可行的政策倡議，但因沒有成熟的遊說公關團體，推出後難以引發公眾關注，無法獲得政界和學界的支持呼應，是故一直未能提升政府對該類議題的重視程度，當然也或涉及有些問責官員或公務員無為而治及「少做少錯」的辧事處事風格。

第四是香港智庫的旋轉門機制不成熟。歐英美的智庫之所以有影響力，也得益於成熟的旋轉門機制。政府重要官員在任或卸任後，就加入政策智庫。譬如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卸任後，就職於美國的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現時的香港智庫卻難以吸納政府背景、商業背景的重要人物加入，最多出現了新民黨兼匯賢智庫的葉劉淑儀和民建聯前主席兼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參與智庫行列，為數不多。總的來說，香港的智庫目前以單一背景的研究人員構成，具備政商關係背景的人員仍未足夠，更缺乏成熟旋轉門的銜接機制。

就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或設立「特首政策組」的契機，以及香港現有智庫幾個方面的特點，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個建議是由「特首政策組」主動銜接多方參與的「聯合研究項目」。新一屆政府可交由「特首政策組」來推出一些規定需要政府智庫、大學附屬智庫、政黨智庫及民間智庫多方參與的「聯合研究項目」，而「特首政策組」則發揮平台和整合的作用，將不同智庫關於同一議題的研究進行整合，譬如大學附屬智庫一般在數據和理論上有優勢，而民間智庫則瞭解一線的情況，我們再運用政府的力量將兩者整合，則可發揮兩者的優勢，成果或能與國際一線的智庫競爭。

香港本地智庫可引進內地資金

第二是增加內地資金以發展香港本地智庫。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財源對智庫的研究方式與研究視野有很大的影響力和發展潛力，為了加強與內地的聯繫，可以增加內地資金在香港智庫財源構成上的比重，形成內資與港資合流，這個合流會讓智庫更重視橫跨兩地視野的研究，以此為兩地研究人員打開交流和合作的新平台、新載體；甚至乎，我們也可新成立港資與內資構成的新聯合智庫，共享兩地的數據、理論和一線材料，將有助兩地智庫和研究人員進一步提升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質素。

第三是在「一國兩制」前提下香港與內地相關研究機構進行深度銜接合作。近日有資深智庫人士建議將或設立「特首政策組」，應加強與內地高層次相關政策研究部門進行協作，例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發改委政研室、港澳辦政研司、中聯辦研究部等，另一方面香港民間智庫也應更多與和中央相關部委下的政策研究機構和大灣區等智庫對接。不過，倘「特首政策組」與中聯辦研究部合作為例，或會有被外界質疑中聯辦直接干預香港智庫的運作，故此在「一國兩制」下我們可以選擇與中聯辦研究部的前成員合作會更好。這些前成員不少都轉職到大學和企業等智庫任職。這種合作的好處有三個：第一是前成員已並非官方身份，更符合「一國兩制」下中央駐港機構不直接干預香港事務的理念；第二是其任職大學和企業智庫有了跨界別的經驗，與香港的大學和民間智庫合作時更易銜接；第三是這類前成員的人脈網絡依舊存在，能幫助香港的智庫與中央內地高層次相關政策研究部門或中央相關部委下的政策研究機構，建立獨有的溝通、交流和合作的渠道，以此打通兩地長年封閉的研究領域。其中，中聯辦前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曹先生現時就任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又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也在多間內地大學擔任特邀研究員和客座教授，他既連接京、港、深三地，又橫跨政學兩個界別，假如香港「特首政策組」或香港民間智庫，能夠與這類人士合作，將有助香港智庫和研究人員提升整體的研究水平。

建立智庫政策研究培養機制

第四是智庫積極建立專業的公關遊說團隊和政府主動設立獎項鼓勵智庫向上發展。香港的智庫應建立專業的公關遊說團隊，增加社會影響力。同時，特區政府也可設立相關的獎項及獎金，譬如年度最具影響力智庫獎、年度新晉智庫獎、或年度最具影響力智庫研究等獎項，以此激勵智庫去主動與社會大眾和政府溝通、建立更為深入的聯繫。

第五是為智庫人員建立形成符合國家和香港本地需求的政策研究培養機制。為智庫人員進入政府任職、政府人員進入智庫工作，設立符合相關要求的任職晉升制度。據資料顯示，前中策組或前創新辦，最大的弊端就是以研究項目為主，做完某一個項目就換一批人，前研究成員的去向並不過問，導致政策研究人才難以積累培養，難以凝聚一大批愛國愛港的研究人員，枉論發展和拓展新一批研究人員。因此，新一屆政府可以借新成立的「特首政策組」，建立符合國家和香港本地需求的政策研究培養機制。

香港「特首政策組」和民間智庫，未來發展需要一方面溝通整合本地的政商學等界別，另一方面也要與國家的相關政策機構進一步深入整合，更為重要的是香港「特首政策組」任重道遠，未來除了擔任特首的智囊和參謀，為其提供格局宏大的戰略思維，同時也可以主動為香港民間智庫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和需要，助力香港政策研究生態圈開闢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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