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期待特首政策組更有作為
香港政圈最近的一個熱門話題，就是特首政策組（前身是中央政策組）的重設。媒體最近對其班底的構成、功能、職責、預算皆密切關注，也有報章評論此機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研究成果是否需要公諸於眾等，相關討論頗為熱烈。
CPU（Central Policy Unit）其實是非常「老舊」的編制，早在香港回歸之前八年已經成立，主要職責就是「服侍」當時的港督。第一任首席顧問顧汝德 （Leo Goodstadt）是經濟學家，長期在香港大學任職。中央政策組1989年創辦之後，顧汝德先後擔任衛奕信、彭定康兩位港督的首席顧問。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中央政策組在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主政時期繼續存在，直至2018年林鄭月娥就任才砍掉CPU，以創新辦（Policy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Unit）取而代之。李家超出任特首之後重設，只是名稱改為「特首政策組」，英文簡縮僅加了一個字母E，CPU變成CEPU （ Chief Executive Policy Unit）。
政府日前向立法會提交詳細方案時稱將保留上屆政府創新辦8個首長級人員職位，人員編制與創新辦相比沒有增加。但CEPU將增加彈性，容許委任公務員或政府以外的人員出任崗位，以彌補香港政務官最大的一個缺點：缺乏堅實的專業訓練，制定政策的時候往往過於拘泥程序，對政策的核心缺乏認知。
從過往幾屆特區政府的正反經驗、教訓以及香港未來發展需要看，「特首政策組」的舊編制、新人事，如果能「玩出」新思維、新作為，強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升政府對長遠和策略性議題的高瞻遠矚，自然有「復活」價值和存在的必要。
CEPU作為特首的智囊機構，筆者認為大致有三方面有別於政府的政策局和其他部門：一是不必囿於一時一事的具體政策，可以集中精力研究特區的長遠規劃；二是全方位把脈社情民意，為特首決策和施政提供參考；三是在制定具體政策過程中，比單一政府部門的考量更為超脫，可為特首做好統籌和綜合平衡方面的參謀。
香港特區政府要「行政主導」，緊貼國家發展，分析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精準地對接政策重點並主動參與，在制度及架構的設置上可以借鑑內地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筆者認為，特首政策組的運作，至少可以參考國務院研究室（以下簡稱國研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簡稱中央政研室）的做法。
國研室是國務院的內設機構，承擔綜合性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服務對象是國務院主要領導人。具體職責包括起草《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國務院領導講話的文稿。除了以上文字工作，還要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發展政策進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政策建議或解決方案。
中央政研室與國研室的功能和職責趨同，只是服務對象（黨和國家領導人）有所側重。中央政研室是中共的最高智囊機構，專責為政治局服務。中央的這個內設部門，還加掛不太為人留意且頗拗口的另一個牌子：「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
許多人不知道，中央政研室比新中國的歷史還略長。1948年5月，時任中組部部長的彭真兼任中央政研室主任，但直至同年8月，政研室才開始運作。
如同現在有人質疑特首政策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當年也有此詰問。中央當年的回應在今天仍有啟示意義，「鑑於目前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認為：黨的各高級領導機關，即中央及各中央局與分局及省委與區黨委，有成立和健全政策研究機構之必要」，「現各高級領導機關有的已設有研究室、或類似機構，有的尚未建立。凡未建立的，應即著手建立」。這也解釋了現今從中央到省、市甚至縣，都有一脈相承的政研室的原因。
各級政府，包括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通過內設的智囊部門恆常輔政，才可避免「盲人摸象」，才能有的放矢，從大局觀和國際觀出發，掌握所轄區域的社情民情，達致良政善治。
香港有人把CEPU的功能比同國務院的發改委，其實這倆機構的差異還是很大的。「發改委」的全稱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是宏觀規劃和綜合性經濟的管理部門，其職責範圍很廣，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經濟內閣」的角色，故坊間有「小國務院」之稱。反而是發改委內設的政研室，或發改委直屬的智厙「宏觀院」（全稱為宏觀經濟研究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AMR），與CEPU的職責與功能趨同。
也有人疑慮行政會議與特首政策組該如何分工？其實兩者的功能分別也很大。前者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推出法例之前要聆聽行會成員的意見。但後者顧名思義已知是特首的智囊。按照李家超的想法，CEPU無論是世界大事、國家發展等主題都需要關注、消化並向特首提供專業意見，重在規避風險，把握先機。
當然，特首政策組的工作應該盡可能提高透明度，但上述職能也決定了其工作不可能完全面向社會，亦不宜完全用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評核其表現。
公眾對CEPU抱有不小的期望。香港畢竟有太多深層次的社會民生問題需要解決。本港的最大優勢是「一國兩制」下的中西文化匯聚、人才匯聚。如能強化戰略謀劃、政策研究和整體統籌的能力，推動特區管治上一個台階，則為香港之福、國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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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紫荊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