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幼珉：頂層設計和底層邏輯
過去25年，香港取得了不少成就，經濟表現卻與不少市民的期待存在差距。在1997年，香港GDP與除港澳台外全國GDP的比例為18.5%；可是到了2022年，香港GDP是全國排名第六位的城市。中國發展是大勢所趨，香港與內地經濟規模比例下降理所當然。內地大城市面積和人口比香港大和多，疫情下澳門經濟大幅回落，因而香港在2021年人均GDP仍為全國翹楚。
若與成功的新加坡相比，在1997年，香港和新加坡人均GDP分別為27330和26315美元，香港當時的領先地位已岌岌可危，卻依然領跑。可是到了2021年，兩地卻錄得49800和72794美元的人均GDP，現在，新加坡人均GDP比香港高差不多五成。新加坡反超香港之初，港人議論紛紛；可是到了現在，許多人卻變得無所謂。與不列顛相比，香港的表現還算過得去，英國人均GDP在1997年和2021年分別是26800和46500美元，增長幅度與香港差不多。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過去25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香港背靠內地，發展的外圍環境比新加坡好，本地經濟增長卻比內地和新加坡慢。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資金密集，資金流動速度快；內地一線城市的國際金融中心業務難以與香港相比，經濟增長卻比香港快得多，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許多人都分析過香港經濟表現不盡人意的原因，誰是誰非，見仁見智。而政策的頂層設計需要追根溯源，全面考慮經濟各層次和各要素，在最高層次尋求發展之道。底層邏輯則從事物底層、本質出發，尋找發展的思維方法。
香港、內地或新加坡政策設計的主體不同，儘管都是由官方或專家制定方案，各地政策設計者的背景不同，接受的教育不一樣。新加坡獨立前和後，培養公務員的途徑就有差異。在港英時期，香港政策的頂層設計不一定在本地進行的；回歸後，本地公務員則不僅要執行政策，還要制定政策，而且要為香港未來進行謀劃，需要統攬全局。當前香港發展已融入國家規劃，未來經濟發展會不會有起色，值得期待，也有待觀察。
內地城市當局力求不斷發展；小經濟體新加坡有較強的憂患意識，港府則比較強調香港優勢。香港長期視小政府政策為金科玉律，而不是把政策當作是實現目標的工具。新加坡在獨立之初就決定向居民提供組屋，香港則直至近年才決心增加土地供應，改善居民環境。
歷屆特區官員設計政策大抵是為香港好，政府政策也應有穩定性。而實施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可能產生好和壞的結果；過去的成功容易使人過分自信，當政策的結果與預期相反時便可能較固執，造成更大的破壞。在某些情況下，政策的總體效應可能與制定者的期待相反，因而既要謹慎制定政策，在必要的時候也應及時修正。
香港正全力發展經濟，需要有好的頂層設計。而正確的底層邏輯，有助形成具前瞻性的頂層設計，能更主動和積極地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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