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隆：關於香港國安立法的三點思考
人大料將通過並執行針對香港現狀進行國安法立法，並放在《基本法》附件三，令其在港適用。措施展現了中央對港政策的主動性。週日(24日)的北京兩會期間，王毅等中央要員再次申明中央對香港事務的主權以及立法的必要性。同一天的香港銅鑼灣街頭，反對立法的集會遊行又一次演變成暴力衝突，而在各區也有簽名支持立法的活動，香港社會多元聲音可謂大鳴大放。
非最佳立法時機 支持、反對各有民意基礎
在奉行「一國兩制」且又缺乏國民教育的香港，對「國家安全」的概念無疑與內地民眾相去甚遠。但持續一年多的「反修例」事件的性質一再改變，部分外國政治人物與團體對香港局勢已經由「過度關心」到「擺明插手」，我們也可以看到香港政治人物不時向美國政治人物「請益」，甚至連參選香港律師會的參選人也要去和美國的議員「見見面」。加上新冠疫情令到國際社會(特別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有明顯的轉變，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國安缺口」，這已經不是香港一個特別行政區的事情，而是國家整體安全相關的事情。筆者以為，或者今天不是立法的最佳時機，卻已經是不能再推的時間點。
香港社會針對「港版國安法」的反應是兩極化的。從剛過去的周末，無論是銅鑼灣的集會遊行演變成暴力，還是遍地開花的「撐立法簽名街站」，都顯示出對事件截然不同的兩股民意。這主要在於香港社會自回歸以來都不能將客觀解讀「一國兩制」推廣成為社會共識，各方面按自己需要各自解讀「一國兩制」，或強調「一國」或專講「兩制」，社會缺乏對「一國兩制」的共識甚至在此題目上互相排斥，以致社會充滿對「一國兩制」的偏見。
準確了解「一國兩制」應成為「香港共識」
在這種偏見未能消除的今天去推動「港版國安法」的立法，社會的摩擦與疑慮是可想而知，而國際社會也會因應香港社會內部的摩擦與疑慮，抱著一個巨大的問號：到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個承諾還存在並被實際踐行嗎？要回應這個問號，各級對港工作人員要留意短中長期三個關鍵因素的影響：
其一，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將如何配合，落實立法階段。有關法律內容要盡可能客觀透明，有關法律條文要盡可能降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自由影響，模糊空間越少，市民信心越大。
其二，要即時啟動大型的「普法教育」，這包括對「國家安全法」的普法教育，以及對《基本法》的普法教育。短期內，具體向社會說明本次由中央就國安層面立法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對「一國兩制」的保護重用何在。讓社會客觀認識到立法對香港是起到保護重用，是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關鍵，也不影響市民日常的各種自由，正是中央重視「一國兩制」高於一切的決心，才會在條件不成熟的當下，果斷立法。另外，應檢討並重新推動《基本法》普法教育，從根基解決「一國兩制」各自解讀的現狀，努力創造對「一國兩制」的「香港共識」。
其三，透過實際執法行動來建立信心。這是較為中長期才可見效，但又是必要性的措施。立法之後，如何在香港執行《國家安全法》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授權香港警方代為執法？或成立「國家安全部派駐香港辦公室」在香港獨立執法？涉嫌違法者，是會以何種形式被拘查？一般人如何避免誤墜法網？執法過程是否可透明可見？案件執法會否向社會公開？有關執法機關會否受媒體或上級機關的監督？凡此種種疑問，都將影響香港社會對《國家安全法》以及「一國兩制」的信心。有關權威部門須向社會說明。
要建立對「一國兩制」與國家安全法的信任，正確宣傳、公開程序、凝聚民意等手段都可以產生短期正面效果。更重要的是，應該在落實執法程序與真正執法的過程中，用實際行動來換取香港社會的信任，英語諺語所說：「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事實勝於雄辯，但這需要一點時間。這有點類同1980年代中央簽訂聯合聲明確認香港必須回歸之後，在香港社會所產生的「前途危機」一樣，中央政府也是透過一連串實際行動讓香港社會確信「馬照跑舞照跳」是可以存在的，而歷史發展也證實當年中央政府拋出的「一國兩制」承諾所言非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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