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偉：香港錯過自行立法機會 不要再錯過自行執法機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向人大常委會作出「港區國安法」草案說明，「港區國安法」千呼萬喚始出來。在草案出台前，香港社會對於立法存在兩種南轅北轍的看法，一種是認為中央應該將「港區國安法」的執法、檢控、審訊權完全交予香港負責，有人甚至指中央不一定要在港設立國安機構，以免引起社會反彈。另一種則認為「港區國安法」既然是人大所訂立，理應由中央機構執法，甚至有關案件都應交由內地法庭審訊。
最終「港區國安法」的草案採取的是一種中間落墨方式，即所謂「四個最大程度」：最大程度信任依靠特區、最大程度保障人權、最大程度兼顧普通法特點、最大程度保證法律有效實施。正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指出，本次立法，中央充分考慮了香港維護國安的現實需要和特區的實際情況，明確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擔負主要責任。當中，執法檢控和司法工作都由特區去完成，絕大多數案件都交給特區辦理，甚至連審理「港區國安法」案件的法官都沒有國籍要求，並將選拔的權力都交予行政長官。
這些安排反映了中央在立法上的克制。儘管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一國兩制」下的中央事權，儘管「港區國安法」是由人大訂立，但在具體執行上卻交由特區政府負責，反映中央在制定「港區國安法」上充分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性，在具體內容上作出了很多的照顧和支持，駐港國安公署只會在「特定情形下」行使管轄權。而「特定情形」指的是特區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管不了、管不好」情況下，中央才會出手。這些都是中央對「兩制」的尊重和包容，並沒有所謂有權用盡的情況。
「港區國安法」即將出台，中央做的工作已經大體完成，下一步就是具體機構的建立，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駐港國安公署以及警隊、司法部門內的專屬機構，當這些機構建立後，就是「港區國安法」正式落實之時，這也是對香港特區政府真正考驗之時，因為執行「港區國安法」，特區政府仍是「主軸」，這將考驗特區政府是否有真正決心落實國安法，切實維護國家安全，是否敢於向違反國安法者「亮劍」。
再完善的法律及制度建設，都需要有人去執行，包括執法、律政司的檢控，以及法庭的審判。這些工作做得不到位，甚至出現互相抵觸、互相拆台的情況，「港區國安法」將會功虧一簣。
有一些人經常指，澳門早在2009年便已立國安法施行至今，並沒有人因此罪而被檢控，以此安撫社會不必過份憂慮云云。這種「備而不用」的說法極不可取，言下之意是將「港區國安法」視作「紙老虎」，只是裝門面。澳門沒有用此法檢控任何人，既與澳門的獨特情況有關，也說明此法有助澳門防患於無然。但香港情況不同，損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干預港事的情況屢見不鮮，「港區國安法」出台當然不是「紙老虎」，而是要寶刀出鞘，依法檢控是理所當然。如果「港區國安法」只是做個樣子，很快就束之高閣，損害國安的情況繼續出現。這樣，中央將不能不出手，特區政府不履行責任，中央機構便將代勞。
就如基本法23條23年來都未能訂立，維護國安法律一片空白，中央就自行立法，香港等如失去了自行立法的機會。現在「港區國安法」訂立，如果香港又未有切實履行執行的責任，放棄自行執法的機會，中央自然要承擔更大的責任。所以，中央在信任特區政府的同時，也要在香港設立駐港國安公署作為落實「港區國安法」的「重要抓手」，絕對有必要，既可與香港警隊互相分工，也可以在關鍵時候，在逼不得已的時候承擔責任。
草案在附則中也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這些都是為落實「港區國安法」留有後著。而綜觀回歸以來香港的政治環境，這些後著和權力絕對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利於香港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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