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從「攝像頭」看線上教學 —— 對師生互動效果與教育公平的反思
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研究助理教授陳佳欣博士
從近期全球疫情防控進展情況來看，對很多國家地區而言，線上教學可能不再只是疫情爆發後的應急措施，而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成為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的重要手段、教師教學的新常態。因而，線上教學的品質保障和師生互動效果也逐漸成為多方討論的焦點。
在嶺南大學近期舉辦的年度“高等教育研究國際會議2020”中，線上教學的品質保障和評估也被多位與會專家學者熱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唐家成先生在大會開幕致辭中就提出，大學在應對線上學習的挑戰之時，還應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已經做了足夠的工作，確保虛擬評估的公正性和完整性」，「在虛擬課堂後，學生是否有足夠的機會獲得同伴、教學人員及資源上的支持。」
筆者作為嶺南大學研究生院國際高等教育與管理文學碩士專案的課程教師，也經歷了從完全線上授課到如今「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的過程。在教學過程中，筆者發現，有效地使用「攝像頭」對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和注意力，快速建立與學生的信任關係以及保障學生的學習效果等方面都有明顯的作用。
首先，線上教學模式下，「打開攝像頭」不僅是為了記錄課堂出勤率，也是促進學生線上課堂參與的重要手段。尤其在進行混合式教學時，「攝像頭」可成為連接線下和線上空間的重要媒介，通過鏡頭展示課堂現場狀況，可以使線上聽課的學生也能夠感受到課堂現場的氣氛，與實體課堂、教師、同學及學校在虛擬空間形成互動，更容易使其形成參與感。
其次，學生打開攝像頭有助於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獲得尊重感，也是師生之間建立平等、信任關係的基礎。儘管我們必須承認，不打開鏡頭與不參與課堂發言並不意味著學生的學習與思考行為不會發生。然而，因疫情影響師生之間缺少面對面交流溝通的基礎，師生之間的情感聯繫和信任關係的構建也面臨著挑戰。有畫面的線上互動能夠更有效地促成有品質的師生關係的建立。但筆者的經驗發現，允許學生在獲得教師許可後短時間內關閉鏡頭和在課外增加與學生的線上溝通能幫助教師更好地在虛擬空間快速建立師生之間的信任關係，使得學生更投入地參與線上學習。
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正視線上教學和“攝像頭”使用的背後可能存在的教育不公平問題。教育公平一直以來都被學者認為是社會群體之間、社會成員之間進行適當安排和合理分配教育資源與利益的制度準則。然而，對於社會經濟水準偏低的家庭及其子女而言，他們受教育的平等權利線上上教學模式下受到了更大的挑戰。
其一，家庭收入水準會顯著影響學生具備參與線上學習的能力。想要有效地參與線上學習，每個家庭甚至每個學生需要具有至少一台硬體設備（電腦或手機）、穩定持續的網路和影音設備（攝像頭和咪高風），最少也需要約千元。據調查，香港2018年仍有140.6萬人生活於貧困線以下。最新港府發佈的《2020年半年經濟報告及最新經濟預測》也顯示，香港經濟受到疫情影響大幅收縮，多個行業出現結業潮，失業率也明顯攀升。因此，線上學習的基本設備投入對收入普遍偏低的打工群體家庭也會是不小的經濟負擔。
其二，狹窄的生活空間也可能造成部分學生拒絕或抵觸打開「攝像頭」。疫情影響下，本應由公共教育資源承擔的學習空間也轉變為學生和家庭的個體責任。然而，以香港為例，據統計，2016年全港有9.27萬個劏房，約有21萬人居住於劏房之中，平均住戶人數達到2.3人，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僅為56.5平方英尺，遠低於公屋標準的75平方英尺。原本已經狹窄的空間，疫情之下還要承擔學習空間的功能，這明顯會影響學生的線上學習體驗。教育公平不僅是指教育機會和資源配置上的公平，還應體現在教育過程中個體尊嚴和自我認同上的教育體驗公平。因此，在進行線上教學過程中，我們也應關注到學生因私人生活空間在鏡頭前的曝光對其家人正常生活可能產生的不便和對學生心理的影響。
誠然，教師有權利也應該要求學生在上課時打開攝像頭，從而確保學生的上課狀態和保障教學品質，同時學生也有責任與義務通過攝像頭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學習。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疫情之下的線上教育使得學生家庭需要負擔起原本由公共資源承擔的部分教育成本。在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現實下，這會繼續加劇教育不公平現象。因而，在網上學習時代，在強調教育品質的同時，我們也應重視“攝像頭”背後可能會存在的教育不公平問題，更多地探索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資源（設備與空間）來支援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線上教學模式下的教育公平，提升弱勢群體學生的線上學習體驗和學習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