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反對黎智英保釋，不符無罪推定原則？
被控欺詐及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日前在高等法院提出1000萬保釋金及多個保釋條件下，最終批准其保釋申請，引來了輿論廣泛關注。前特首梁振英在網上發文表示，黎智英潛逃的機會極高，質疑「法官又錯了」。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則認為，法院批准黎智英保釋是無可厚非，並指在「一國兩制」下，特區的制度不可能、亦不應該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可保釋，「這實與我們的無罪假設原則背道而馳」。
不諱言的說，湯家驊的說法實在值得商榷。首先，「一國兩制」是根據《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不奉行社會主義制度，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准不准許某個被告人保釋，什麼條件下才能獲准保釋，不會使香港的按資分配變為按勞分配，自然跟香港是否維持「一國兩制」沒有任何關係。
同情地理解，湯家驊是想指香港在高度自治之下，其法制跟內地不同。可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內地其實也是奉行無罪推定原則，亦有取保候審制度，完全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可保釋」，所以黎智英應否獲得保釋，其實跟內地和香港法制上的差異，亦是沒有關係。
此外，質疑法官為何批准黎智英保釋，只是質疑黎智英並不符合獲准保釋的條件，而不是主張什麼「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可保釋」。事實上，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1)條規定：「法庭如覺得有實質理由相信(不論假若准予保釋會否根據第9D(2)條施加條件作規限)被控人會有下列行為，則無須准予被控人保釋 ——(a)不按照法庭的指定歸押；或(b)在保釋期間犯罪；或(c)干擾證人或破壞或妨礙司法公正」。
因此，包括梁振英在內的不少人談及黎智英獲准保釋一事時，都會提到對方有棄保潛逃的風險，以此作為他不應獲准保釋的原因，而香港本地法例本身，本來也有容許法官不批准保釋的規定，所以質疑黎智英不應獲得保釋，跟香港是否奉行無罪推定原則，其實沒有關係。
更重要的是，法官是否批准黎智英保釋時，除了須要遵守《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的規定外，還要跟從《港區國安法》第42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條文中的「不會繼續實施」，意味着被告人在保釋後，即使在客觀條件許可之下，仍然依舊不去實施危害國安的行為。
與此同時，法例還要求法官「有充份理由相信」，即是法官在批准被告人保釋的同時，須解釋被告人獲釋後「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安行為的充份理由，例如：被告人是主動自首或投案、被告人已經認罪、主動交代自己的犯案細節，又或者被告人協助警方辦案，主動供出作案同伙，才能滿足法官批准被告人保釋的條件。
然而，法官准許黎智英保釋之時，符合了《港區國安法》第42條的規定嗎？沒有。誠如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敏康教授所言，法官沒有「合理排除黎智英不會有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可能性，否則，他就沒必要在保釋條件中要被告承諾在保釋期間，不得以任何形式與外國政府官員會面；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訪問，包括電視、網上社交媒體；以及不得發表文章，直接或間接要求外國制裁及參與敵對行動」。
由此可見，質疑黎智英不應獲釋，一是他有棄保潛逃的風險，二是法官沒充分理由相信，甚至是法官其實也不相信對方獲釋後，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安的行為，因而不符合《港區國安法》第42條的保釋條件。湯家驊把「黎智英不符合獲釋條件」，說成是「任何情況下也不可保釋」，實際上是在偷換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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