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後現實、後真理時代的治理

2021年1月6日暴力衝擊美國國會的事件，彰顯了這個時代的許多特點。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在許多國家都很普遍，在美國則達到了沒有底線的地步。參與和支持這次事件的多數人，是正直、本分、愛國甚至優秀的公民，初心是為了拯救美國。這次事件不僅僅產生於政治主張和觀點的不同，反映的也是平行現實之間的衝突。

對於大選結果，包括特朗普提名的70多個聯邦法官的判決，最高法院多次拒絕受理大選作弊的控告，50個州和華盛頓特區分別獨立認證，國會裡本黨議長資深議員等的承認，這些都不可信、都不算數。川粉心甘情願地接受特朗普的「另類現實」（alternative reality），滿腔熱血地響應號召來「勤王」、赴國難。

同一觀點的人類聚在一起，就具備了創造多個平行現實的條件。像特朗普一樣，自己的現實不僅真實，而且壟斷了真理。社交媒體放大和強化了這些自以為是的群體，也成為他們群體運動的工具。他們一旦相信了這個自造的現實，就不會受任何事實根據的影響，因為它已經成為他們生活和自我認知的一部分。

QAnon，一個專門販賣各種陰謀論的組織，在這次襲擊國會大廈中作用突出。這些人都堅信他們真理在手，正義在胸。但他們相信的「事實」中，也包括希拉莉領導了一個從事兒童賣淫的組織，現在拜登也捲入了。可以肯定，2020年大選將永遠是一個爭議，成為小說、各種歷史書籍、好萊塢的電影、大小電視劇和電子遊戲的永恆主題，至於歷史事實是什麼已經無關緊要了。

2020年大選投票的結果是7400萬對8100萬，幾乎各佔美國投票選民的一半。這樣美國就有了至少兩個平行現實，而且每一個之中又有無數個次級的平行世界。在美國主流媒體上，反特朗普陣營一直佔有壓倒優勢，特朗普全靠新媒體來傳達他的信息和與支持者互動，被封號對他是個致命打擊。

但他早有建立自己媒體王國的打算，如果成功的話，我們可以想像美國的虛擬分裂，和陷入中國文革式的泥潭：兩大派政治力量勢不兩立，都瘋狂地引用《毛主席語錄》，都有各自的「事實根據」，並據此有了「文攻武衛」的底氣。結果也一樣：「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很顯然，美國的治理模式的「熵增」正急劇加速，而且一時看不到應對的辦法。中國應該從這次事件中汲取什麼教訓呢?

第一、人類正在走進一個後現實、後真理時代：公眾的注意力和主觀意願，而不是事實，往往決定真假和對錯。大眾注意力的聚焦可以創造「事實」，儘管是虛擬的但也是「鐵的」事實，能夠支配人們思想和行為。這種變幻流動的形勢很容易導致騷亂和爭紛，而且是非難辨。輿情管理正成為公共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搞不好真會「亡黨亡國」。

第二、在這個後現實、後真理時代，一個有公信力的道德權威是極為寶貴的稀缺資產，有這種資產的國家在公共管理上佔有巨大優勢。這種權威可以有多種形式，比如政府、媒體、宗教組織、長老會、技術權威、司法和仲裁機構等等。但在中國，政府是不二選擇，這是中國的歷史文化積澱和當代政治現實使然。但前提是這個權威有信譽、佔有道德高地。只有這樣才能有效調解利益衝突，拿出有效的政策和解決方案，並保有強大的執行力。

上世紀70年代前，美國政府尚有這種信譽和權威，現在已經幾乎喪失殆盡，包括一向受尊重的最高法院。近些年來國會在民調中屢創新低，反華盛頓（如特朗普的「排干沼澤」）成了競選的不二法門。這次「砸爛國會」事件的一個根源就是對政客的不信和不屑。在一個沒有道德權威的多元社會裡，不同人群各行其是，早晚會導致1月6日那樣的事件。

在這個後現實、後真理的時代，有時候不得不靠權威來強行「裁定」事實和真理，以避免災難性的後果和保證有效治理，這就對這個權威的道德信譽要求更高了。它一定要有高標準，有公平公正、無私地為國家、民族、人民服務的長期記錄，而且必須建立在社會共識上，否則這個權威就無法維持。

第三、一定要不遺餘力地建立社會基本共識，在此基礎上達成社會契約，並不斷隨着社會的發展來更新。有了共識方能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是非和道德標準，權威裁決才能有效。

在凝聚共識上，中國的條件可能更好一些。美國社會共識不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意識形態跟不上時代。言論自由在新時代未必能夠產生公平正義，但製造矛盾衝突、撕裂社會、催生身份政治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選票決不是問題的真解決，比如特朗普幾乎赤裸裸地只為他那一半選民執政；拜登許諾他要當所有美國人的總統，但小一半選民在不同程度上不認同他。一個互諒互讓的文化傳統更容易達成社會共識與和諧，而這才是有效治理的基礎。

第四、新媒體時代的各種封閉的群和圈子，是平行現實和矛盾真理的溫床，應對辦法是讓人們多接觸各種各樣的不同信息和觀點。媒體推送的算法上要剋制片面性，積極促進各種網上社區和群體之間的交流，使他們不斷接觸不同信息，而不是沉溺在封閉的小圈子裡，在知識和辨別力上不斷退化。

這個原則在國家層面上也一樣。強加一種觀點而取締不同觀點，脅迫人們自我審查或噤聲，這在毛澤東時代文盲大眾中行得通，但在文化教育水平大大提高、老百姓見多識廣的今天，只能是自欺欺人。

上中國電視節目的專家觀點大都一致，大家相互附和，而正常做法應該是邀請不同觀點的嘉賓各述己見，讓觀眾評判。封鎖外部消息和網站，已經造成中國國內網民對國際事務和它國的誤讀，催生了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外交政策和國際交流都有負面影響，甚至可能導致衝突。

第五、後現實、後真理時代賦予中共的輿論監控一定的合法性，即使自由主義強盛的國家也不得不採取一定的措施，來應對這個時代的新問題。中共龐大的輿論宣傳機器在規制言論、打造共識上起了很大作用，但產生反作用、喪失信譽的危險也無時不在。它的指導思想和管理模式都須要進行大膽改革。

在指導思想上，輿情管理應該作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來看待，重要的是建立長期信譽和道德權威，而不是一時的政治需要。媒體應該是社會的良心部門，始終站在社會正義一方，也應該是可信賴的信息來源，使混亂世界中迷惘的人們都樂意在此找到方向感和道德勇氣。它的輿論監督功能應該與民間輿論緊密互動來主持正義、凈化社會和政治生態。事實證明，對政府和官員的有效監督，最能夠建立信任和道德權威。

在管理模式上，應該將政治和宣傳活動同建立公信力和道德權威，分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部門，前者主要服務於黨和政府，後者主要服務於社會。兩者相加就合成了國家利益。前者中共已有整套的運作方式，這裡只簡單談一下後者。

首先是人才問題。中共的宣傳口往往不是幹部願意進入的，高質量人才都希望到別的部門去。黨內有道是「跟着組織部，年年有進步；跟着宣傳部，天天犯錯誤」。宣傳部門的權力結構、運作程序和組織文化，一是容易變英才為庸才，二是廣積庸才——將文宣幹部都變成思想僵化、謹小慎微、機械避險和目光短淺的庸才。

宣傳口高質量人才和高政策水平，對政府的公信力和道德權威的影響最直接，對凝聚全社會共識至關重要，這個部門的平庸和虛偽造作，對執政黨傷害也最直接。應該將最優秀的人才放在這個有長期和全局戰略意義的部門，創新機構和組織文化。

其次，商業化是近些年來西方媒體衰落一個重要原因。美國人對媒體的不信任快要趕上國會了。中國的官媒要保持非盈利性質，拒絕商業化，才能保證不為利益集團綁架，也不用迎合公眾的低級趣味，能夠堅持不懈地維護常識、公理、良心，不追潮流但跟得上時代。這須要國家的權力資源做後盾，但服務對象大於政府和執政黨——民族、國家、人民甚至全人類。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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