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文鋒：當下香港社會需要和解嗎？

首例香港國安法案件判刑終於出來了：

在一年前7月1日下午駕駛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字樣旗幟的摩托車撞向三名警員致警員嚴重受傷的唐英傑，於今年7月30日因「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被香港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九年。

當我們在為香港國安法落到實處而鼓掌時，我們也要警惕到一點——極端活動，正成為香港一小部分人宣洩不滿、怨憤的方式之一。

「孤狼式恐襲」

在唐英傑犯事後的次年同一天，香港亦發生了一起「孤（獨）狼式恐怖襲擊」——在銅鑼灣，一男子在經過一位警察的身後時，突然拿刀刺向警察左邊腋下，導致該警察重傷，而兇徒隨後自殺身亡。

這起案件發生後不久，禮賓府又被人投擲燃燒彈，幸好沒有人受傷，而警方亦很快破案，拘捕疑兇。

7月6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了九名激進人士，並在尖沙咀搗破一間製造爆炸品的實驗室，懷疑他們合謀製造土製炸藥，計劃在全港多處發動恐怖襲擊。更令人關注的是，被捕的人士當中，其中六人是中學生。金主等人以金錢誘使中學生髮動恐襲，並承諾在完成襲擊後安排他們離港。而所謂的金主，竟是來自浸會大學的職員。

上述系列事件令香港社會震驚，然而風波仍未停歇。

7月7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竟以30票贊成、0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動議，對刺警後自殺身亡的兇徒表示「深切哀悼」，並「感激」其「為港犧牲」——作為香港最具知名度的大學學生會，如此顛倒是非，歌頌恐襲，之後辦公室遭國安警員搜查也是情理之中。

除此之外，亦有一些學者嘗試為這次恐襲降溫，指有關事件最多算是一起襲擊，並非恐襲。他們給出的理由是：西方學界一般將「恐襲」定義為對平民的無差別政治性暴力襲擊，而這次事件針對的並非平民，因此不能算成恐襲。

用西方學界的概念來定義香港本土的恐襲行為，這一思維有點荒謬可笑。是否是「恐襲」，我們還是看看法律怎麼定義吧。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第三條將「恐怖主義」定義為「通過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製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財產，或者脅迫國家機關、國際組織，以實現其政治、意識形態等目的的主張和行為」，其中「組織、策劃、準備實施、實施造成或者意圖造成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嚴重社會危害的活動的」屬於具有恐怖主義性質的行為之一。

根據七一襲警兇徒的遺書，他是因為不滿警方及香港國安法，所以計劃隨機行刺警員然後自殺——不論是手段、效果還是目的，都符合中國反恐法律對恐怖主義、恐怖活動的定義。

如果是普通法，香港法庭參考較多的英國法律又如何？

英國的《2000年反恐法案》（Terrorism Act 2000）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包含三點：首先是採取了包括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在內的行動；第二是該行動是為了影響政府或在公眾中製造恐慌；第三則是行動的目的與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相關。從以上三點來看，這次襲警行動絕對是恐怖主義。

總而言之，無論是從我國法律，還是香港法庭較常參考的英國法例，這次襲警事件，都肯定是一起恐怖襲擊。

現在是尋求和解的好時候？

這一連串事件發生後，社會有不同反應。當然恐慌是第一時間的情感，但很快社會就開始問很多問題：為什麼中學生願意收錢搞炸彈襲擊，而金主竟是大學的中層職員？學生會是否由社運基地變成反社會的基地？恐襲會不會越來越暴力？今天香港的保安系統有沒有需要再升級？

雖然有很多值得討論的方向，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不是這些，而是：今天的香港社會需要尋求和解嗎？

今天香港社會的撕裂，如果只靠時間去修復，相信很困難，似乎政府不插手，香港的撕裂只會繼續下去。

這裡涉及另一個問題，政府在現階段是否應該提出政策，嘗試尋求和解，以舒緩社會現時的撕裂？

這要看你如何理解現時的社會撕裂。如果你認為這次撕裂只是因為2019年修例風波引致黑暴，然後社會分裂成為支持黑暴及支持警方兩派，這種源自政策分歧的撕裂及暴力，政府的確應該要出手。

但實際上修例風波只是導火索，社會最核心的對立就是「親中」和「反中」，因為在回歸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去殖工作沒有做好。這就是為什麼筆者較早前的一篇文章曾提到，現時的一系列政策，完善各類制度，可以視為一項去殖工程。因此我們現時要考慮的問題應該是：

尋求所謂的社會和解，是否會導致整項仍在進行中的去殖工程停滯，令香港錯失當下去殖的良機？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明白，親中和反中的矛盾一直存在於香港的社會中，並在回歸後因為各類事件，慢慢成為主要矛盾，2019年的修例風波某種程度上算是社會不同群體將本來放在心中的親中反中態度完全釋放出來。

現時想方設法搞所謂的和解，其實就是發出一個信息：先不要管親中還是反中吧，我們放下這個矛盾，集中精力去處理其他社會問題。

這不可取。

或者這裡也需先說明一點：反對在這刻提出和解方案，不等於要激化現時的社會撕裂，甚至是要提倡暴力，絕不是這個意思。

現時的香港社會，除了由中央打出的包括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在內的組合拳，社會上各行各業其實都正蘊釀各種類型的變革。

例如在香港電台的人事變動中，多位被批評立場偏頗的主持及記者被解職；電視節目中加入內地的電視劇，而一些有爭議的節目都被下架，不能再在網上看到；在教育界中，不同學校開始討論如何加強國安教育；不同的愛國政黨政團，也在反思如何提升黨內政治人才的管治能力。

這些變化對愛國陣營而言是一件值得鼓舞但需要急速適應的事情，而且要推動不同領域一起變化，需要一定程度的不安感，才有機會打破原有制度的僵化。

反觀回歸後二十多年，中央一直只有在緊要時期才出手，香港社會缺乏足夠的不安感及刺激去改革，無論是政府官員、專業團體還是行業領袖等，都沒有居安思危，因此香港的一些老舊問題都缺乏突破口，例如土地及房屋問題、某些行業及專業的霸權問題等等。

現時因應社會的變革，這些老舊問題才出現曙光。

舉例來說，因為改革的風潮，官員才開始多談如何改善房屋問題，財政司司長甚至強調2049年前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這種決心在回歸後的前期，何曾從官員口中出現過？

另一方面，一些專業的改革亦被提上日程。例如因為醫生供應長期不足，香港居民一直要忍受公立醫院長期等候的情況，這等候時間甚至經常不是以月計，而是以年計。現時政府為了改善這些問題，決定放寬內地及外國醫生到港的程序。

這些問題已出現很長時間，但先前政府一直沒有決心去解決。如果現時政府開始尋找和解之路，社會各個領域都必然要求休養生息，甚至停止改革，香港現時的改革進度就有可能隨之戛然而止。

換言之，現時是香港改革的關鍵時期，經歷過狂風暴雨的香港不能因一點風吹草動就停止改革的步伐。

去殖應繼續進行

從去殖的角度出發，現時社會正在進行一項龐大的去殖工程。去殖理論大師法農（Fanon）曾分析，殖民是一個給社會植入新系統的過程，特別是將白人超然的地位根植於這個系統。法農總結出暴力是殖民者的唯一語言，去殖要回應這種語言，就只能是利用暴力。

和歷史上其他以戰爭去殖的過程相比，香港去殖的過程算是非常和平。或許將來香港在完成去殖作出總結時，也可以對關於去殖的理論作出貢獻。

今天香港的去殖，可說是將舊有英國所植入的系統慢慢換成中國的系統。這些系統由意識形態，至各個管治系統及管治方式。

舉例來說，之前的政府官員只看指引，不看工作成效，而今天所有政府官員都不能避事，要去解決老大難的問題。

又例如，一直以來專業人士都有各自的公會去管理髮牌，現時政府改革，建議改由另一公營機構財務彙報局負責會計師發牌，相信這只是試點，稍後各個專業都會慢慢被改革，打破專業因自我監管而導致的過度自我保護藩籬。

這些系統如果只靠香港的高度自治，可說是難以根除，這亦是為什麼中央要出手的原因。

香港在這段時間的「系統置換」，對西方國家而言，當然是不高興的，因此不斷用香港失去高度自治作為攻擊點；但另一方面，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國家安全可說是重中之重，而在香港這個地方，只有加快去殖，儘快剔除社會舊有系統中的積弊陋習，儘快融合中國系統中的積極元素，才能確切保障國家安全。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必定經歷陣痛，但前程毫無疑問是光明的。

估計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還會在香港社會中存在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內，一方面有賴負責國安的隊伍維持治安，另一方面改革亦需加快進行。相信到了一個去殖的臨界點，系統置換得差不多了，反中的人亦通過不同方法離開社會的重要崗位後，社會的氣氛就會有所改善。

到時社會已不一定需要和解，可能到時也不會再有人提這件事了。

 

文章原刊於《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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