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部份人先富起來」之後

 

就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繼續下去，因着貧富懸殊惡化，在大陸引起重大爭議。數十家媒體同時刊出極左理論家李光滿的「深刻變革論」，響應「鬥爭」論調，提醒國民有一場重大的革命正在身邊發生；即被「環球時報」主筆胡錫進高調反擊，指責其危言聳聽，叫人不要相信。

此外，中國網絡又出現一署名「華山穹劍」的文章，題為「鄧小平對中國的十點警告」，強調鄧小平生前曾經警告過，國民收入分配，是要令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

此語出自「鄧小平文選」。有人翻查鄧小平理論，指出鄧小平改革的原意與「初心」，並非窮富懸殊。

然而鄧小平確實也是一個矛盾的人。「要讓部份人先富起來」，這句話流於簡單。「部份」是哪些人？「先富起來」用甚麼手段？先富起來之後又如何？這一切並無詳細論述。

鄧小平也說過「共同致富」，並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句話同樣出自「鄧小平文選」。

有人在鄧小平的遺言中尋找支持，反駁「中國在走回頭路」之說。但鄧小平生前的理論，並沒有指出中國的改革一旦出現財富不均，到了這個階段，應該怎樣做？

殖民地的香港其實提供了典範。戰後英國經濟大受創傷，兩次世界大戰虛耗國庫，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凱恩斯成為國家經濟顧問，除了主張大力推行計劃經濟，設立免費醫療系統，錢從何來，則多次越洋訪問美國，向美國借貸。

那時香港出現數以百萬計的難民，英國政府窮，香港殖民地政府也沒有錢。英國人在香港並無「打土豪分田地」，新界居民的丁權權益分毫沒有改變，本地傳統富豪如何東、鄧肇堅、周壽臣、羅旭龢，殖民地的葛量洪政府沒有向他們施以重稅，還長期維持低稅制，也沒有強制其奉獻財產，而是以皇室勳銜和社會地位為誘因，令鄧肇堅、何東等富豪創立慈善事業。

東華三院、鄧肇堅醫院、何東小學，加上天主教會在香港的接濟，殖民地香港政府開創了一個良好的氣氛，令華人社會商人認為，辦慈善事業是一種光榮。

此時，皇室成為良性互動因素。香港殖民地時代的爵士勳銜，許多是本地商人向殖民地捐獻協助改善民生的結果，英國再窮，沒有伸手向香港的鄧肇堅要錢，而本地富商不必向英國捐獻。殖民地政府取之於本地慈善家，用之於本地難民。保良局、仁濟醫院、博愛醫院、公益金，加上電視台的合作，市民並不感到政府有任何干預，富豪也沒有受威脅，殖民地政府沒有發表殺氣騰騰的文告，香港的慈善事業自然產生，而且到今日，許多慈善衍生的醫院和學校，制度運作良佳。

這一切，只講激進意識形態的人不會明白。在他們的認知世界中，一切殖民主義皆是「罪惡」，唯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是理想。殖民地時代的香港，葛量洪沒有留下一套葛量洪思想，麥理浩也沒有出版一本麥理浩文摘，香港社會貧富依然有差別，但有社會向上流動力，加上廉政公署，英國人就這樣建設成一個和諧的華人社會，三千年來罕有的安居樂業，直到 1997 年，連同豐厚的儲備，交還中國。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C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