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言：外資「逼宮」放寬防疫是狹隘思想 香港與內地通關才能保住優勢

 
據外媒報道，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ASIFMA)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信，指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其嚴厲的防疫隔離政策，已導致經濟復甦及競爭力面臨風險，更聲稱外資營運面臨「重大」挑戰，「逼宮」放寬防疫的味道濃厚。對此，特區政府應當堅定防疫立場，同時意識到香港背靠國家的特殊政經地位，不可輕易在防疫問題上被外資左右。
ASIFMA行政總裁Mark Austen在信中指，小部分公司正轉移業務，如果嚴厲的防疫隔離政策持續，企業難以保留在本港的職位。其30名會員中，有90%表示在香港營運受到「中度」或「顯著」影響，四分之三跨國公司在吸引和留住人才困難，三分之一公司面臨「重大」挑戰。
該協會又指，香港成功控制疫情，並預料今年經濟顯著復甦，預料增長6.5%，但憂慮本港長期經濟狀況，因為國際金融服務業貢獻香港經濟產出約21%。一旦香港國際地位的惡化，將損害內地的長期利益和其開放資本市場的努力。又呼籲港府放寬對往來美國、歐洲和英國的限制，並設定和公開放寬防疫措施的時間表和目標，例如逐步取消包括21天檢疫措施，認為本港最終接受需要「與病毒共存」。Austen指出，如果定出明確目標和有良好溝通，會成為市民接種疫苗的誘因。
這並非第一個外資商會向特區政府發表有關公開信以「逼宮」放寬防疫。香港歐洲商務協會於8月就指，本港防疫措施的實施與確診數目不合比例，指措施令國際商業社群擔憂來港人士會否一直受困，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縱觀外資商會的訴求，無非就是想要徹底取消檢疫隔離的安排，自由進出香港，為此，他們的理據大多就是如ASIFMA所言，「香港的國際地位會受損，進而影響內地的利益」。
然而，所謂的理據都是站不住腳的。有外資認為，香港應當與「病毒共存」，學習新加坡、英國等地。筆者認為，從長遠來說，與「病毒共存」是一個趨勢，不過，我們要看到的是，無論是英國、新加坡，宣佈與「病毒共存」的地區，其前提就是達到一個高水平的疫苗接種率。相較之下，香港社會的疫苗接種率目前停滯不前，遠遠沒有達到如新加坡等地超過80%的水平。因此，外資建議香港「病毒共存」是沒有考慮到香港的現實情況。
其次，與「病毒共存」的地區，如新加坡，目前每日的確診個案以千計算，高企的新冠確診個案給當地的經濟生活造成影響，新加坡亦不時需要根據確診個案來不斷調整他們的防疫政策，例如居家工作、居家上學等等。從這個角度來說，與「病毒共存」的地區，其工作和生活的便利度並沒有因為與「病毒共存」而提升，相反，反反覆覆的防疫措施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擾。事實上，從公開的數據可以看到，即便是與「病毒共存」的新加坡，目前也面臨著人才流失和企業離開的問題，因為沒有人真的願意和「病毒共存」。
從上述的兩點我們就可以看出，一方面，香港不具備與「病毒共存」的條件，一方面，「病毒共存」的做法也無法徹底讓社會運作回復正常。鑒於此，香港採取當前的防疫策略是正常的。因為，從防疫的角度來說，香港的防疫措施至少確保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們可以較為正常且安全的生活；從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考慮，香港背靠國家，社會經濟活動高度依賴內地，所以，香港一方面要考慮如何為國家守住防疫的「國門」，一方面要考慮如何採取措施盡快與內地恢復通關，從而融入內地內循環的經濟發展潮流中。
那些認為香港嚴格的防疫會造成香港與國際脫軌，從而影響香港國際地位的觀點是狹隘的。先不說，一旦香港防疫出現破口會對市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多大的損害，就單說國際地位，與新加坡相比較，香港擁有內地廣大的經濟腹地和國家政策優勢，自然不需要擔心在疫情回復正常之後，香港繼續成為內地面向國際的窗口優勢。

況且，香港的國際地位從某種程度來說並非國際給予的，而是內地給予的。但相反，試想一下，如果國家不給予香港政策制度上的優勢，香港如何能夠成為中國對外的主要窗口？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沒有香港背靠內地的優勢，也無法參與到中國的內循環經濟，因此新加坡自然要優先考慮與「病毒共存」，從而讓國際市場接受。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早前表示，明白外國商會處於兩難局面，惟通關不會捨近圖遠，要先和內地通關，由於內地防疫措施嚴謹，本港要盡力配合。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目前的態度可取，儘管面臨不小的壓力，但特區政府務必要保持戰略定力，清醒的看到香港與內地通關的價值，高於與國際的通關價值，只要與內地通關，那些乞求和中國市場做生意的外資自然就會想盡辦法來到香港，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作為國家與國際交流的窗口作用將更加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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