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剛：中美關係中的敘事問題
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但尚未形成雙方均能接受的新敘事。根本原因是，兩國結構性矛盾加劇，激烈鬥爭成為彼此關係的鮮明特徵。鬥爭遍布從經貿、軍事、科技到人文、交通等各個領域，壓倒合作性主導兩國關係的發展演變。不僅兩國關係前景的不確定性很大，而且雙方對事情何以至此、該如何重新定義彼此關係和駕馭相互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認知分歧。
美方從其一貫的權力之爭視角出發，深度推進全球戰略調整，集中優勢資源布局對華戰略競爭，並持續進行國內國際層面的動員，由此正在形成系統性的敘事。這套敘事的發展迄今已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15年起，以經貿、南海問題為引線，美國國內戰略界展開對華政策大討論。在這場討論中，鼓吹「過去歷屆美國政府的接觸政策歸於失敗」的論調佔據上風，「重修對華大戰略」的呼聲響徹雲霄。
第二階段，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科技戰乃至意識形態攻勢，把中國定性為首要的「戰略競爭者」，污名化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不公平競爭者」、「剽竊者」和國際體系的「修正主義者」，將美中矛盾詮釋成「威權主義與自由世界」的「殊死之戰」，甚至上升到「文明衝突」的高度，在美國國內進行遏華反華動員。不過，「文明衝突」、「新冷戰」等武斷、極端、非理性的判斷也受到美國理性學者的質疑。
第三階段，拜登上台後進行對華政策審議，基本延續特朗普時期的敘事，將與中國的關係定義為「激烈戰略競爭」，同時舉共同價值觀旗幟，同盟友夥伴緊密協調立場，把過去局限在美國國內的動員推進到國際層面。但也承認無法與中國脫鉤，承認美國繼續領導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議程離不開中國的合作，提出要設立「護欄」，以「競爭」、「對抗」、「合作」區隔兩國關係議題，加強管控，避免引發「災難」。
目前美國戰略界對華政策辯論的餘音仍在「繞樑」。蘭普頓、李侃如、董雲裳、馮稼時等學者近期密集發聲，為1970年代開始的對華接觸政策辯解，質疑目前的美國對華外交是否「過激了」。新書《接觸中國：美中關係50年》是他們觀點的集大成者，指出「接觸政策並沒有失敗」，而是給美國帶來利好，比如「加速冷戰終結」、「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全球減貧」、「亞太和平紅利總體減少美軍費開支」，等等。
他們還辯稱接觸政策非出於改造中國的目的，也非一次過的選擇，而是歷屆美國政府在應對諸多事件過程中所做決策的累積迭加，是「面對機會和可能性的回應」。他們也指出目前的美國對華敘事忽略了美中接觸始於戰略安全議題這一事實，忽略了對華「兩面下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這種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戰略界理性派人士對前一階段對華政策調整過激和他們一度被決策圈疏離的回擊，自然激起強硬派的反彈。著名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10月19日在「外交事務」網站發文強調，過去美國被理想主義驅使而非按現實主義邏輯行事的對華政策就是失敗了，美中競爭和衝突不可避免。儘管不同派別圍繞該如何評價過去的接觸政策仍爭論不休，美國國內已就必須對華開展全政府、系統性的戰略競爭達成共識這一事實仍是事物發展的主要方面，並且這種共識還在延伸：認識到美國已無法在「應對全球挑戰」和「應對大國競爭」兩個方向中做選擇，必須兩者同時進行。
美國新的對華敘事還在演變，結論仍不夠明晰和充分，主要卡在「新的對華政策目標究竟應該是什麼」這個問題上。拜登政府拒絕承認美國就是要壓制中國的崛起，也明確反對「新冷戰」，目前正同中方加強外交溝通，淡化對華關係中的「對抗」色彩。理性派學者提出新的政策應致力於實現「公平對等」，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還有待闡述。他們所提避免「新冷戰」的具體方案也寡淡無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兩國政府的關切。
拜登政府一系列官方報告將於今年底落地，包括《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報告》、《國防戰略報告》以及新版《印太戰略報告》等，涉及中國會是什麼基調，能否調整出一套完整和相對理性的敘事，且拭目以待。
隨着自身實力的不斷壯大和中美關係性質的實質改變，中國也在努力探索對美關係的新敘事，同樣也歷經了幾個階段。起初是相對理想化的，在拒絕美方戰略要人拋出的「兩國集團」（G2）論調後，致力於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試圖形成一種中美雙方共同接受的敘事框架。
接着是對美方的戰略調整做出強烈反應，同時也在順着過去若干年處理對美關係的思維慣性施加外交影響。在此過程中，「鬥爭精神」越來越被強調，鬥爭實踐及其形成的國內動員效果持續推進，逐步樹立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美國打交道的信心和視野——這種視野是全球性的。然而，由於形勢的流動性過大，中美摩擦持續不斷，美方的對華政策審議也未完成，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正在消散，中方仍無法形成新的完整敘事。
在與美方的外交溝通中，中方明確反對以「競爭」來定義兩國關係。在筆者看來，這是在拒絕用「競爭」或其他的詞來簡單界定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也是在拒絕被美方強加的敘事，拒絕美方把導致兩國關係惡化的責任推卸給中國，拒絕美方拼湊西方對華政策統一陣營的企圖。
但這不等於否認中美關係就不存在競爭性。對於中美關係中的競爭，比如在經貿、科技領域，本應該也可以從提高全人類福祉的角度出發，引導其朝着良性方向發展。但美國單方面用「競爭」來簡單定義中美關係，客觀上形成一種「話語陷阱」，一旦中方的敘事進入這個陷阱，兩國處理對對方關係的所有資源和輿論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朝着競爭方向調動，潛藏在社會面的情續被徹底激發，惡性互動全面升級，從而不可避免地滑向「新冷戰」深淵。
中國對美關係的新敘事到底該怎麼書寫，是需要繼續研究和討論的。
作為中美鬥爭的一部分，敘事之爭早已在兩國之間展開。從貿易戰到新冠疫情及其溯源問題，凡是過往皆為序章，安克雷奇對話以來的交鋒才是主線。照目前路數發展下去，一方堅持「競爭內核」，一方堅持「合作為主」，辯論進入死循環，不大可能達成共識。
但這並不意味着兩套敘事完全平行沒有交疊。關於如何定義中美關係，兩國不斷有學者主張使用「競合」的概念。關於雙方應爭取達成什麼樣的關係狀態，拜登政府新近使用了「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雙方都有學者希望「和平共存」局面能夠生成，有人指出兩個大國要想實現「和平共存」，必須相互重新做出具體承諾。與此同時，無論在官方、學術還是民間層面，雙方都承認保持交流、管控分歧和在全球議題上開展合作的重要性。
敘事之爭背後更需要解決的更深層次疑問是，兩國到底在爭什麼？這個問題自幾年前提出以來始終不能形成定論。兩國並非在爭霸權地位，因為中國絕無取代美國主導世界之心。似乎也不是在爭發展空間，美國固然要壓制中國崛起，但這又並非其對華戰略的全部。如果美方無法為「戰略競爭」提供令世人信服的理據，是不是該坐下來更好地溝通，放下一些臆測，消除一些誤解，使新的政策及相關敘事盡量靠近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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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