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美國的中國認知正在流失
筆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建立在一個系統和龐大的國家計劃之下，這個為建立美國全球知識體系，培養下一代全球領導力而建立和鞏固了幾十年的跨學科培養體系，為二戰後美國對華的認知，建立了堅實而又融會貫通的學術基礎。
這一培養體系和學科建設，既得益於大量旅居美國的華裔學者和漢語教師的努力，也受益於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大量美國學者得以去到中國，在中國同行的協助下從事不同學科的實地考察和檔案研究。
但是，我們也須要看到，在最近的幾年裡，這一趨勢開始變緩。首先，中國為促進美國學生和民眾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民俗節日文化的孔子學院計劃受到阻撓。最新統計顯示，到2022年2月，美國的孔子學院數量僅存19所；而在2017年4月，這個數字是103所。據筆者查到的資料，美國政府雖然無權直接關閉孔子學院，但卻通過對運作孔子學院的校園停發聯邦經費的方法，迫使一些大學放棄合作。在這種壓力下，現有的19所中也有三所，目前已處於因受到審查而暫停或即將關閉的狀態。
第二，筆者所在的大學已經宣布，把校內屬於美國自身高教體系一部分，而且已經運作了近20年，逐漸摸索和發展出一套培養方法，也在中國國內建立了合作方的中文項目徹底關閉，強制已經獲得終身教職的華裔教授離職，但卻保留了西班牙語、德語、法語和阿拉伯語。這樣，在專教外語的系裡，已經沒有任何一門東亞語言。這一做法，進一步限制了學生的選擇和接觸中國語言、文字、文學、電影和文化價值觀的機會。
第三，美國大學由於受到冠病疫情衝擊和人口結構變化影響，招生人數連年下降。在非語言的系科中，有規模相對較小的中西部大學，也強制一名已經獲得終身教職的華裔歷史學教授於去年離職。在該名華裔學者離職後，從這個學校的網站上可見，系內的教授清一色是白人。
第四，一些大學在教授中國歷史的教授離職、退休或去世後，不再延續原有的招聘職位，即關閉了這條「線」，導致歷史系已經無專人教中國歷史。
的確，一方面，美國主要通過其頂尖大學維持中國研究的較高水準，也通過對教學的嚴格要求，保證即使在普通和較小的學校里，學生也能通過選課，進行大量和嚴肅的有關中國的閱讀、寫作和討論。但另一面的問題是，在普通的學校里，儘管教學質量可以得到保證，但教授的職位卻往往岌岌可危，學校既可以決定不再維持這個職位，也可以把已經取得終身教職的學者解聘。
和中國有關教職與課程更邊緣化
在教學過程中體悟出「大歷史觀」的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較小的分校（並非該州立大學系統的幾個旗艦分校之一）任教，因為東亞研究項目招生不足，人事縮編，在1979年，即61歲時被解聘。時至今日，該校東亞研究項目仍然擁有11名全職教授和兩名兼任教師，但沒有華裔歷史學者。
在美國的大學裡，文史哲學科已經日漸邊緣，而其中和中國有關的教職和課程更為邊緣化。由於美國高中沒有統一的課程要求，除了美國歷史是必修以外，世界史和外語的開設，完全取決於學校的意向和師資的有無，導致進入大學的學生中，大多數並沒有中文基礎，因此在大學以後才學習中文的效果也不夠理想。
有的學生讀的高中歷史只注重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並不教授，或者應之以泛泛的世界史，也導致進入大學的學生更加習慣學習美國和歐洲歷史，對於和自己的現實生活及語言文化背景關係不大的中國，興趣缺缺，或者深入了解的動力不足。事實上，和中國、南亞有關的專業設置，在美國大學裡常常處於平時較為邊緣，在裁撤的時候容易成為犧牲品的狀態。
美國大學的新自由主義性質使其必須因應市場變化做出調整，學生選擇和改變專業的自由，使得各個系科之間也積極爭奪學生，學校甚至會聘用諮詢公司來決定學校發展方向和評估專業設置。因此，被視為安全的終身教職其實也是相對的。在整個學校都可能破產關門，整個系可以被全盤取消（筆者的學校多年前就撤掉了整個社會學系），或者因教學項目之間進行合并重組而裁員的情況下，終身教職也並非絕對安全。
從目前的一些趨勢來看，美中之間的國家關係趨冷，美國社會對華的不滿情緒，以及高等教育市場的萎縮，已經波及在美國教授有關中國課程的人文學者，及他們所屬的本來就顯得邊緣的系科和課程。這些課程和專業的取消，不僅不利於華裔學者的生存，也將對美國一般中產階級子弟，通過大學教育了解中國造成負面衝擊。
一些美國學生通過校園媒體表示，這種做法是和時代潮流背道而馳的，然而，這可能就是這一代青年必須面臨的一個制度現實。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更應該加大信息流通和學術交流，加強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全方位的、以國別和區域為單位的了解。
作者是美國阿勒格尼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