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危機四伏的後疫情時代

 

筆者早前有機會到紐約市一趟，驚覺在疫情期間，紐約已淪為一個遊客城市──到城市上班的人流大減，大型商業大廈幾乎不見人們出入，市面人流稀疏，在SoHo區看到時裝達人的衣着，只覺overdressed和可笑，看來經歷過疫情之後，世界真的變了，要讓事情回到疫情前，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

說好了的大破大立呢？
儘管如此，在香港，政府與不少人都抱着疫情消退後，一切將會恢復原狀的心態，絲毫沒有邁向「下一個常態」（the next normal）的思維與考慮。候任特首李家超認定只消建立一個「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便可解決香港長年的深層次矛盾，好像認為不會出現什麼新狀况與問題，完全沒有着眼於後疫情時代。這種一切依舊的心態，不就是只顧通關而漠視Omicron變種來臨，釀成第5波大爆發的元兇嗎？

事實上，這次疫情本來是推動線上終身學習、遠距醫療、數碼政府等新舉措的絕佳機會，也是將香港進化成知識型經濟的重要契機，但政府就這樣白白浪費一場「好的危機」，現在它又「坐定粒六」地認為只要熬過了疫情，一切便會好起來，任由香港在眾多方面落後下去，之前說好了的「大破大立」，究竟在哪裏？

5月15日，期待已久的東鐵線過海段終於通車；5月24日，英國倫敦的伊利沙伯線（Elizabeth line）亦正式開通。兩者皆是提供頻密的通勤和市郊與市中心接駁服務的鐵路，恰巧兩條鐵路均是由港鐵負責營運，毫無疑問屬疫情前的規劃。

早前《經濟學人》報道，倫敦各類交通工具的使用量比疫情前大幅減少，當中倫敦地鐵在平日的乘客量比起疫情前跌了四成，火車跌了三成，巴士跌了兩成；反觀周末的乘客量雖同樣下跌，卻比平日和繁忙時間輕微，顯示人們的通勤與出行模式已全然改變，與疫情前截然不同──不少工作都不再需要到巿中心通勤，更不需要在繁忙時間通勤，人們減少出行已成為常態，連新車登記也比3年前大減超過三成半。

東鐵過海段與伊利沙伯線或生不逢時
筆者曾住在香港新界北，也經常需要往來英國倫敦與西邊的雷丁，了解兩條鐵路對當地居民的重要性，但我們也須認清，疫情已將工作習慣徹底重置，期望出行模式回到疫情前已是不切實際，繁忙時間通勤亦早晚將成明日黃花。

這一轉變有可能令各地政府陷入危機：不少大眾運輸系統都靠政府補貼，假若通勤量減少成為常態，運輸系統的收入大減，將成為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反之，假如班次與服務減少過度，則會引起市民的不滿甚至抗議，因此政府對此必須有預案及進行後疫情的都市規劃。

我們也看到疫情期間，政府將造價高昂的高鐵與港珠澳大橋隨便丟在一旁，就知道這種前瞻性思維是我們政府所不具備的，它亦不敢說所謂的「1小時生活圈」，到現在可能已不再重要。

疫後危機勃發
須知道在剛結束的澳洲大選中，執政近10年的保守派之所以下台，主要是高通脹使然，應對氣候變化的力度亦明顯不足──人們已不再理會政府之前的控疫成績。簡單來說，日益高漲的通脹與利率，以及迫近的經濟衰退和一觸即發的債務危機，足以令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倒台，新一波的政治湍流已在眼前。反觀香港這邊絲毫沒有想法，只管被形勢牽着走，在李家超的政綱中，環保竟然一點着墨也沒有，這種不痛不癢的態度令人費解。

面對政府能力（capacity）低下、遠景欠奉、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處於谷底，其實還未至於一切皆休──慣常的補救辦法是由大企業升格作為solution provider，填補政府的空隙。在「愛國者治港」的旗幟下，這不失為一個可行的做法，讓大企業成為政府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

特別是疫情令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的重要性大增，社區基建的強度與社區的韌性，對抗疫以至日後地區工作的成敗，有着決定性的影響。與其讓李家超政綱中建議成立的18區地區服務和關愛隊伍臨危受命，倒不如索性交給大企業去做，更能讓市民抱有信心，亦有助擺脫地區長期政治對立的局面。

東鐵過海段與伊利沙伯線或生不逢時
筆者曾住在香港新界北，也經常需要往來英國倫敦與西邊的雷丁，了解兩條鐵路對當地居民的重要性，但我們也須認清，疫情已將工作習慣徹底重置，期望出行模式回到疫情前已是不切實際，繁忙時間通勤亦早晚將成明日黃花。

這一轉變有可能令各地政府陷入危機：不少大眾運輸系統都靠政府補貼，假若通勤量減少成為常態，運輸系統的收入大減，將成為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反之，假如班次與服務減少過度，則會引起市民的不滿甚至抗議，因此政府對此必須有預案及進行後疫情的都市規劃。

我們也看到疫情期間，政府將造價高昂的高鐵與港珠澳大橋隨便丟在一旁，就知道這種前瞻性思維是我們政府所不具備的，它亦不敢說所謂的「1小時生活圈」，到現在可能已不再重要。

疫後危機勃發
須知道在剛結束的澳洲大選中，執政近10年的保守派之所以下台，主要是高通脹使然，應對氣候變化的力度亦明顯不足──人們已不再理會政府之前的控疫成績。簡單來說，日益高漲的通脹與利率，以及迫近的經濟衰退和一觸即發的債務危機，足以令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倒台，新一波的政治湍流已在眼前。反觀香港這邊絲毫沒有想法，只管被形勢牽着走，在李家超的政綱中，環保竟然一點着墨也沒有，這種不痛不癢的態度令人費解。

面對政府能力（capacity）低下、遠景欠奉、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處於谷底，其實還未至於一切皆休──慣常的補救辦法是由大企業升格作為solution provider，填補政府的空隙。在「愛國者治港」的旗幟下，這不失為一個可行的做法，讓大企業成為政府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

特別是疫情令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的重要性大增，社區基建的強度與社區的韌性，對抗疫以至日後地區工作的成敗，有着決定性的影響。與其讓李家超政綱中建議成立的18區地區服務和關愛隊伍臨危受命，倒不如索性交給大企業去做，更能讓市民抱有信心，亦有助擺脫地區長期政治對立的局面。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