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闊歷史：日佔時期《華僑日報》撲朔迷離的編輯

作者：李啟駿

日佔時期是香港報業發展最黑暗的時期。香港淪陷後，香港佔領地總督報道部成立香港新聞記者協會，規定每篇報道必經嚴格審查後蓋章才准發佈，以「對我軍不利的事項禁止刊登」為審查原則收緊輿論。《華僑日報》雖被日軍脅迫下繼續出刊，卻恪守民族情操，善用漢字的奧妙，撲朔迷離的編輯方法張弛有度地譏諷日本，在艱苦歲月中砥礪民心。小編在這個帖子描繪聚焦於《華僑日報》附日的開端和成熟兩個時期，來說明報人經歷的艱辛階段。

(作者提供圖片)

1941年12月26日至1942年5日31日是《華僑日報》被迫附日的開端期，即是日軍武力接管香港初期。早於1941年1月4日，頭條分題「港九民眾要信賴日軍之措施 勿撒布謠言」，呼籲不要散播對日軍不利的消息，是首次呼籲相信日軍。直至1942年1月8日首次發佈附日社論的＜認識環境與把握現實＞的論調是讚頌日軍幫助港人脫離港英的管治，並且救贖港人脫離帝國主義，當時香港市民對於其附日取態表達不滿。

(作者提供圖片)

1942年6月1日至1943月6月7日是《華僑日報》附日的成熟期。1942年6月1日，《華僑日報》與《大眾日報》合併成《華僑日報》的第一天，值得一提的是當日的特刊，刊載三篇文章皆貫徹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即＜本社宣言＞、創辦人岑維休署名＜回顧與前瞻＞文章和報道部部長西川的＜祝辭＞。從1942年6月下旬開始，《華僑日報》頭版被規定刊登國際新聞，由日本同盟社提供消息來源，內容圍繞美化日軍和軸心國在各戰線的侵略罪行。頭版每天刊出社論，評論世界局勢以宣傳「大東亞共榮」，如「歷史性的近衛聲明，大東亞戰且的與使命」評論侵華期間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發表三次外交聲明、「東洋首相發表施政演說，確信大東亞戰必獲獲利」、「義空軍振雄風」

1942年12月14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向黨中央呈交＜香港近狀報告書＞，抨擊岑維休刊登汪偽消息。褒揚汪偽是報道部指定的社論題目，當時編輯部向報道部坦言汪偽失民心後，刊登其消息幾乎絕跡。編輯部負責人梁紹松更刊登社論＜賣國者的收場＞以借朱元璋真妃達蘭賣國求榮暗諷汪偽附日可恥，由此可以引證該報「身在曹營心在漢」，並非不顧民族大義而實質附敵。

1943年6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是《華僑日報》附日態度的急劇轉變期。1943年6月7日，盟軍在中途島戰役獲勝標誌着太平洋戰役的反攻階段展開，《華橋日報》諷日行為開始轉趨積極，編輯部屢屢觸碰報道部的底線，利用聲東擊西、畫龍點晴的手法伸述編輯部真正的觀點，如經常引用孫子兵法中的「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指陳日軍戰略詬病所在，即兵力分散大陸島嶼，招致戰敗。並以斷臆手法，在真正的立場前加上「不可能」、「別痴心妄想」，讓報道部感覺實質的立場是不合邏輯，消除日軍的疑心。

由1945年頭至8月是《華僑日報》諷日的頂峰期，在4月份發表了數篇關於鈴木內閣的社論，如4月10日＜鈴木內閣成立後之政戰兩略＞引述了首相鈴木所言「日本已遭不許樂觀之境遇」，明顯地發佈日軍失勢的信息。7月23日刊登社論＜英美對日本之謀略宣傳＞，內文提及「去夏日軍發動豫湘侵略戰」字句 ，縱然編輯部發現字眼不合乎日軍立場，仍鋌而走險刊登。可見，這時期的諷日言論比上述兩個時期更直率，一洗以往隱晦諷日的報導方針。

在副刊僑樂村由1943年1月開始每月換一次版頭的設計，多以推背圖和中國預言表達戰事趨勢的推測，以象徵物暗示盟軍在太平洋戰爭取得積極的進展。1944年中旬，日軍開始快速抽離大部份在港資源對抗盟軍，報道部對該報管制更形同虛設。1944年7月，該副刊版頭以香煙酒杯象徵和平將快降臨；8月，日軍宣佈投降，8月以船隻停泊香港港口象徵盟軍艦船即將抵港，僑樂村大膽假設日軍潰敗，藉此振奮民氣和宣揚必勝的訊息。

小編發覺許多諷日為實的文章得以刊載是新聞檢查官不懂艱澀中文古句和典故，亦不排除為了維護日本的國家尊嚴而不虛心請教。若遭到日軍質問，編輯部便以文法不通虛以委蛇。另者，五花八門、撲朔迷離的編輯方法包括雙關辭句、斷章取義、小題大做、揚敵隱諱，讓報道部無所適從，將日軍隱惡揚善的宣傳刻意「矛盾之、誇張之、顛倒之」，讓讀者明辨其虛偽，如上段「日軍赫赫戰果」對照下段「全員玉碎」盟軍。

日佔時期《華僑日報》和其他被迫繼續營運的報章發佈附日言論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報人以漢字的奧妙和編輯方法張弛有度地諷日，支撐民心，是當時報業對香港社會的貢獻，港英在戰後向岑維休頒授OBE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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