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一聽到三年零八個月這個名字，都會聯想這是抗日戰爭時香港被日軍佔領以及統治的時期。在香港淪陷之前，其實港英政府曾經作出頑強的抵抗，令到日軍本來打算以一星期就攻陷香港的計劃，被守軍硬拖至十八天才攻陷，後世稱為「十八日戰爭」。本文旨在述說香港義勇軍可歌可泣保家衞國的事蹟。它的組成來自香港不同種族居民，規模雖小，卻發揮強大作用，甚至在戰後被港英政府公布御賜「皇家」榮銜。

廉政公署的成立，重中之重就是整頓警隊，秋後算賬。呂樂知悉加拿大與香港有引渡條例，於是逃到與香港沒有引渡條例的台灣定居。而且，反貪行動引發警廉衝突，麥理浩讓步，頒布特赦令，頒布在1977年前所犯的貪污罪行一概不追究。但由於「五億探長」與其餘三名華探長貪污的數目實在令人咋舌。五億之大，不論現在都是大數目，更何況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簡直是天文數字，因此他們不在特赦名單中，四大探長呂樂、藍剛、韓森、顏雄悉數遭廉署通輯。

呂樂用了16年由無名警員爬到威震一方的華探總長，他一步步登上人生巔峰，被稱四大探長之首。儘管他過往功績彪炳，背後種種促使他成功的因素都是不能見光，加上日積月累的民憤迫使他只好放下眼前的一切利益，遠走加拿大和台灣，避過到廉署飲咖啡一劫，最終長眠於溫哥華。

近年，香港流行一股文字研究熱潮，無論是北魏魏碑體的霓虹燈招牌還是街邊監獄體的路牌，也吸引了不少人士前來打卡。可惜，隨着一個個霓虹燈牌的拆除，一個個電腦字體取代原有入木三分的書法字體，剩下來的城市的記憶也逐漸消逝。本文淺談相同命運的花牌紥作，述說它在香港的發展狀況和面臨的挑戰，望能加深讀者對花牌的認知與興趣。

那麼馬吊牌又是怎麼發展成現在的麻雀呢？同治年間一位叫陳魚門的官員，在寧波根據航海業的特點令原來的馬吊牌逐漸演變成麻雀

在未有電腦字供應前，大部份招牌字都是由書法家或街頭寫字佬代勞題字。他們除了因應對不同行業的特性而演繹不同的書法風格外，也會刻意使用異體字來突顯招牌字的獨特性，從而提升招牌的視覺效果。例如「太平館飡廳」，就是將餐廳的「餐」寫成「飡」，並成為了該食肆的特色。此外，一些麫包舖亦使用了異體字，如「麫包」寫成「麵飽」或將字體簡化成「面包」。所以，霓虹燈招牌異體字並沒有實質的規範，而是由寫字佬按其喜好演繹出來。

根據傳說記載，大約於公元前814至813年，一艘腓尼基船隻出現在北非海岸的突涅斯（Tunus，現為突尼西亞共和國首都突尼斯）附近。船上的領導人是推羅國王庇格瑪里翁（公元前820年——774年在位）的姊妹愛麗莎（Elissa），因庇格瑪里翁殺死她的叔父阿克爾巴斯（Acerbas）而與其他痛恨國王的推羅城貴族、元老院議員逃離推羅，幾經輾轉才到達北非。他們登陸後，向原居民提出「只想要一塊可以用一張牛皮便可覆蓋的土地」的賣地要求，並得到原居民們的同意。

基督教教會對於香港社會的教育、醫療和社福扮演重要持分者的角色。根據初步調查，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465間會員機構當中，約127間為基督教機構。(註1) 而刑福增在《變局下的徘徊》中提及1949年後，基督教教會在發展有極大的增長，(註2) 成為香港基督教史的轉捩點。其後教會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調整。(註3) 拙文述說香港基督教教會於1949年至六十年代中期所扮演的角色與以及定位。

一部小說要想暢銷，最重要的還是文筆。封面，插圖等包裝尚屬次要，當時有大批着名作家為三毫子小說供稿，有的會用廣受認知的筆名，有的會用真名，例如劉以鬯、上官牧、董千里、李維陵、齊桓等。他們在文藝界聲名鵲起，直接推動三毫子小說。而這些作者亦是多面手，他們也會撰寫嚴肅文學，並且編輯文藝雜誌。

蔡侯紙被發明後，造紙技術亦不斷革新改進。如竹紙、苔紙、蠶繭紙、染色紙等紙品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大凡書寫繪畫、書籍寫本、文人書信、官府文書均以紙為之。至隋唐，造紙之工藝日趨成熟，出現了許多歷史上久負盛名的名紙 如今，紙的功能貌似不比從前。但實際上，紙早已不單是承載文字的載體，而是一種媒介。透過它的形狀、顏色、觸感甚至味道來傳遞感情，帶領每一個人回憶往事，記起內心深處的美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