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闊歷史：香港教會發展之旅(1949-1967)
作者：曾玉經
一、 引言
基督教教會對於香港社會的教育、醫療和社福扮演重要持分者的角色。根據初步調查，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465間會員機構當中，約127間為基督教機構。(註1) 而刑福增在《變局下的徘徊》中提及1949年後，基督教教會在發展有極大的增長，(註2) 成為香港基督教史的轉捩點。其後教會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調整。(註3) 拙文述說香港基督教教會於1949年至六十年代中期所扮演的角色與以及定位。
二、香港教會的發展及社會狀況
由1842年至戰前，香港因其地理位置優越、海防和商務的要地。因此，不少西方差會及傳教士會視香港為「進入中國」傳教的跳板，甚少在其投放資源。例如，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宗派，史稱「七大公會」，包括浸信會、倫敦會、公理會(兩宗後來合併成中華基督教會)、巴冕會(禮賢會)、浸信會、聖公會、巴色會(崇基會)及循道會。這七個差會都以進入中國傳教的大前提下，先後在本港開基創會。(註4)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宗教政策有所轉變。內地只認可由政府領導的「三自愛國教會」，將基督教會成為國營事業。因此，不少歐美博教士及宗派教會南下，在港繼續進行社區服務及傳教活動，令教會在港可快速發展。(註5) 同時，50年代，香港是一個難民社會。面對着難民所帶來的民生問題，政府難以解決問題，需要教會的支援。(註6) 因此，基督教教會除了宣教外，亦開始以社會救濟的角色參與香港事務，這情況持續至60年代中期。之後因1966-1967香港發生嚴重社會動盪事件，香港政府意識到社會服福利對穩定社會管治的重要性，政府開始主導福利發展。
三、發展重點：
1、1949年轉捩點---受「三自革新」運動的衝擊，教會禮制改變
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註7) 運動的衝擊，為在華傳教運動劃上句號。原來隸屬於華南教區的香港教會，與國內教會的關係無法維持。香港教會遂獨立於華南教區。
在七大公會中浸信會劉粵聲牧師早於日本侵華後，因浸信會在華宣教事業受打擊後，香港浸信會當時元氣未傷。1938年，他於是發起成立聯會，集中香港浸信會之人力物力推動福音事業。(註8) 所以其受到衝擊較少，且早有獨立發展。然而其餘6個教會等面對體制改變而有所改動。例如巴色差會的傳教士於1950年撤回香港，商討差會及傳教士的去向。當時差會決定撤離香港，並把差會的巴色樓授予香港區會。1951年，鑒於香港區會與中華基督教崇真會總會中斷聯絡，乃決定起草新章程，自1952年起改組成「香港崇真會」。(註9) 而中華循道公會於1951年10月假漢口舉行全國大會，宣告與英循道公會割斷一切關係。原屬華南教區的香港聯區處孤立之境，直至1959年香港聯區正式改組為香港教區，直屬英國循道公會海外差會為海外教區之一。(註10)
2、1950年代---香港漸變傳教中心、教會蓬勃發展
中共建國後，許多原來並沒有在香港開展事工的差會及傳教士，也撤至香港。美南浸信會差會辦事處從上海遷至香港。並於1950年7月在港召開會議，商討國內及香港的事工，當時超過四分三的傳教士決定留在亞洲工作，轉以海外華人為宣教對象，其中七人駐港。1952年5月，正式成立港澳西差會。到1952年底，差會傳教士增至12人，其後傳教士人數更有增無減，這算是最多傳教士駐港的差會。當時香港作為海外華人傳教的中心，開展了美南差會在港宣教發展的新契機。而美南差會與浸信會以「中西合作」關係推動及發展本地事工。出現了中西合作的蓬勃發展時期。(註11) 差傳資源豐富，改建新堂（1953），基址也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增生，福音堂基址先後於1953年至1957年期間，分別在荃灣、銅鑼灣、赤柱、西環及禮頓道設福音堂。其後西差會提供資源，聯會開設，再由香港浸信會擔任母會。(註12) 而會友人數亦大幅增長，根據1942年至1951年間，會友增加959人，然而1952年至1961年間，則增加1,843人，50年代與40年代相比較，會友增長率達92.1%。(註13)
至於早在19世紀中已撤離香港的美北浸信會差會，亦於50年代重返香港，但美北差會以香港的潮語族群為服侍對象，在西環及深水埗設立教會。(註14) 除了浸信會外，當時有不少南遷滯港的差會及傳教士，他們目睹大量國內難民滯港，決定在香港開展新事工，延續向華人傳教使命。當時難民營會成為這些傳教士最早投身服侍的工場。在調景嶺難民營開展教會包括瑞典五旬節差會、挪威聖約差會、宣道會、信義會等遷港差會。(註15)
1956年出版的《香港教會名錄》，最少有近50個差會組織在港成立了辦事處。這些差會組織，部份直接成立及領導教會，部份以同工身份協助本地華人教會，部分則專注福利及救濟工作，至於駐港傳教士的人數，多達300人。(註16)
3、1950-60年代---戰後人口膨脹、教會社會角色漸重
戰後香港社會一直深受人口問題的困擾。日治時期的人口僅60萬人，1946年，已增至160萬，1956年人口已突破250萬，當中100萬來自國內難民。這不僅對於香港社會的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同時也對原來負荷極大的住屋問題百上加斤。(註17) 基督教也在這社會變遷中尋找自己的使命，特別在教育及社會救濟與福利工作上的緊急需要，基督教作為志願團體所扮演的角色，對紓解社會危機方面是刻不容緩的。
(1)戰後基督教村
在戰後的香港，曾出現一種獨特的發展形態，就是由教會機構推動建立一個社區。整體模式大多是教會向政府申請士地，由其籌集經費興建平房，提供廉價住宅以解決迫切的住屋需要。(註18) 香港浸信會聯會有見當時社會困境，隨即洽商美南浸信會捐款。1950年在老虎岩（即樂富）和何文田興建博愛村和何文田村，以供難民居住。為配合傳福音工作的發展，翌年在博愛村開設神道學院。(註19) 樂富的博愛村是最早向政府申辦基督村。(註20) 當時解難民燃眉之急也涉及其他教會。例如潮人生命堂和聖公會諸聖堂合辦的迦密村，由衞理會興建位於掃桿埔一帶的衞斯理村（1955），由循道會興建位於柴灣的愛華村 （1961）。在新界地區，這類教會興辦的新村就更多了，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Church World Service）於1959 年興建的竹園村。(註21)
(2)醫院設立
由於當時香港政府醫療服務，未能足夠應付人口的急劇增加。浸聯會於1952年成立醫務部，計劃開設浸信會診療所。其後得到美南浸信會國外傳道部支持，積極籌劃興建香港浸會醫院。政府撥窩打老道地段，興建浸信會醫院及浸會學院，隨後進行籌款。1963年，香港浸會醫院正式投入服務。(註22) 此外，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有單獨宗派主辦，亦有跨宗教合辦）相繼建立，(註23) 包括有播道醫院(註24) 、靈實醫院(註25) 、安息日港安醫院 (註26)等。
(3)學校的興辦
在1961年人口統計中顯示，人口結構年齡在15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人數多達127萬多人，佔整體人口的40.8%。這批戰後湧現的新生代，絕大部份在港出生，(註27) 要為適齡學童提供中小學學位，當時政府未有實施普及教育，香港要到1971年實施普及小學教育，1978年再擴至初中。面對嚴重學額不足，政府於50年代中開始鼓勵辦學團體開辦更多學校，以應付頗大教育需求。在1951年的費沙報告書中 （Fisher Report），清楚指出大量興建小學的重要性，之後的政策亦鼓勵大量興建小學及中學。五十年代基督教團體積極辦學，據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9年編印《香港教會名錄》，記載本地基督新教共辦有中小學及幼稚園共135間，到1966年的《香港教會名錄》，有關數目更增至225間。(註28) 當時各浸信教會和浸聯會分別興辦有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註29) 如顯理中學(1951)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1958) 、浸信會培理學校(1965) 及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1966)等，其他教會也紛紛響應。在這階段大量興辦中小學，嚮應的新教宗派包括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公會、信義宗等。開辦學校的高峯期是五十至七十年代，這與香港社會發展的歷程，特别是人口變遷，是相當吻合的。(註30)
除了平民學校，教會也循精英學校路線參與香港教育工作。香港浸信會人士鑑於本地高中畢業生升學需求的殷切，計劃在港發展高等教育。由於新中國建立，重整高等院校，終止教會大學的辦學，加上部分教授亦因國變而南移香港，遂由香港浸信會聯會、美南浸信會、滬江大學劉光昇等教授，共同努力推動下，遂於1956年，創設香港浸會學院。(註31) 這是香港浸會大學之前身，亦為1949年後唯一以單一教派創辦教會大學。(註32) 而崇基學院於也於1951成立，由香港基督教教會代表創辦，為本地首所的基督教中文專上學院，切合當年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註33)
(4)救濟物資派發
1948年，香港政府在華民政務司署下成立社會（福利）局，提供極有限的救濟。來自海外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救濟機構扮演重要的角色。(註34) 在1958年出版一本題為「同工」的手冊，記錄當時近70重類別的社會服務機構，其中具基督教及天主教背景有23所。(註35) 他們從中國內地撤到香港，把原來人力、財力移到香港，他們擁有海外捐款各和國際網絡，參與、主導救濟事工。
當時最直接是食物援助。1952年成立的香港基督教福利院救濟協會，其後無論是美北浸信會差會、浸聯會及美南浸信會差會均是其協會成員。當時大部份救濟品來自歐美國家，「包括衣服、罐頭、牛奶等，由於物資數量龐大，香港政府需要有組織協助接收，例如安排交通運輸、存放等，然後再分發及處理。香港基督教福利及救濟協會於是充當了統籌角色，更獲政府分派貨倉存貨。」(註36) 另外，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於1946年各宗派資助於美國成立，在歐洲及其他有需要地區推動人道救援，香港便是其中一個服務對象。50年代該機構在九龍東頭區開設派奶站，派發牛奶及餅乾予有需要的兒童。也是當時較為重要的救濟團體。(註37)
另方面，當時本地教會組織也有救濟事工參與。浸聯會於1952年設立慈善部，「辦理對內一切慈善工作，致力救助貧病和經濟上困難的會友」，並爲失業會友介紹職業；對外則於天災人禍時，盡力提供捐獻。對於其時香港仔風災，九龍城、深水埗等地火災，新界粉嶺孤兒院及調景嶺難民寒衣需求，以及粤省水災，浸聯會都出力出貲，賑濟災民，並協助其重整家園，從而促使社會安定。(註38) 除了浸信會外，如聖公會在60年代設立童膳會，也是進行救濟工作。(註39)
四、總結：
總的來說，基督教自從1949年因中國因素成為事工突破之轉捩點， 1950年代開始成為華南宣教基地，有著蓬勃的發展。當時香港這個難民社會充斥着各方面問題，難民接踵而至60年代仍沒間斷，無論在社會救濟、辦學等各方面，基督教在香港社會扮演活躍及積極的角色回應香港社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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