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從我們的海南經歷，看中國疫情防控措施的是是非非

 
結束了！終於回家了！

8月23日，我和女兒終於返回北京家中，給這次噩夢般的海南之旅畫上了句號。我們原計劃在海南旅遊一周，但由於海南爆發新冠疫情及受內地嚴苛防控措施的影響，我們的休假之旅最終演變成了一場長達23天之久的噩夢之旅。

在這近一個月，我們猶如游牧者一般，追尋回家之路。我們先是被困在了海南，然後又被困在天津，只為等待北京健康碼彈窗解除，准許我們回家。

在此過程中，可以說我們體驗了中國疫情防控措施的各方面，好的、壞的和醜的，無所不包。其實，我們的遭遇不僅是對其他遊客的警示，更揭示了官僚體系在應對危機時，依然是各自為戰，混亂不堪。

海南疫情，把地方政府的混亂和無序暴露無遺。起初，我們覺得被困海南，純屬海南地方政府的負責，認為他們或是擔心把傳染性強的Omicron變異株擴散到其他地方會招致各地不滿，才不讓遊客離開。

但這並非全部實情。事實表明，8月6日三亞宣布封城之後，全國多地地方政府即時不公開地拒絕接收來自海南的航班。這樣一來，蒙在鼓裏的遊客每天忙於搶票，然而第二天發現航班莫名其妙的取消了。

據報道，為了解決問題，主責疫情防控的最高官員副總理孫春蘭8月13日親赴海南，並下令地方政府要開始接收來自海南的航班。同一天，國務院也下發了正式通知，但仍於事無補。地方政府也無視孫春蘭的指令，並未落實。

直到8月15日，海南省政府的一份官方電報內容在網上流傳後，情況才開始好轉。電文指責江蘇省官員拒絕接收來自海南的航班，並威脅要把此事正式上報國務院。海南官員還威脅稱，（如果江蘇繼續我行我素），就要把遊客無法離開海南的實情告知所有被困的江蘇籍遊客。

這在網上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引發了被困遊客的小規模抗議。顯然，江蘇並非唯一這麼做的省份。但不無遺憾地說，省級政府這麼做並不罕見。在疫情初期，地方官員經常無視中央命令，挖斷道路，封鎖國道，以阻止人們進出他們的管界。

這不禁令人想起史上軍閥割據混戰的那個年代（1916-1927年）。當時國家處于軍閥割據狀態，軍閥們為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竭力阻止外部競爭和勢力滲入。

無疑，就應對疫情不力官員的懲處方式，也使得地方官員有膽量公開違背中央指令。假如地方實施了嚴苛的防控措施，甚至造成了經濟損失及帶來了生活不便，也鮮有官員因此擔責被罰，但如果有官員疫情防控不力，則即刻會被撤職下課。

我們的親身經歷也證明了中國無處不在的監控網絡的隨意性，以及健康碼被濫用於政治管控等其他目的的現象。通過賦予不同顏色，健康碼用於追查和控制人員流動。其作用類似於交通紅綠燈，綠碼可隨意進出公共場所，但黃碼或紅碼則寸步難行。

我們一家人被困海南時，三人的海南健康碼在不同日子變成黃碼，意味着我們無法離開海南島。我們也發現，很多遊客都有類似經歷。可以推斷，這是海南地方政府有意為之的策略，以贏得時間，與其他省份就重新接收海南航班事宜進行談判。

這也讓人回想起了6月發生在河南的醜聞。當時，當地官員操縱健康寶系統，通過精準賦予紅碼，阻止存款醜聞受害者到鄭州上訪抗議。

而我們情況則更糟。北京市政府規定，如果任何居民到訪過有一宗新確診病例的市縣，則不能返回北京。北京通過健康寶彈窗方式，阻止人員返京。一旦健康寶彈窗，在居住地連續7天無報告新確診病例前，不能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回京。無疑，嚴格的進返京規定為了確保10月二十大召開前首都北京的安全，不爆發新疫情。

然而，規定的實施顯得非常隨意和令人困惑。我們被困在海口時，海口報告的確診病例並不多。一些人發現他們的北京健康寶彈窗被取消了，可以直接飛回北京，這也包括我太太。但我和我女兒則沒那麼幸運。我們不得不飛往天津，在酒店隔離三天，等待健康寶彈窗清除的通知。我太太需返京上班，8月16日直飛北京了。

令人不解的是，我們都在同一個低風險地區待了10天，每天進行核酸檢測，檢測結果也都是陰性，但這些檢測結果顯然毫無用處。據官媒和網絡媒體報道，多數自海南返回的遊客，都在家鄉省市隔離了至少三天。

我和女兒被迫臨時待在天津，只能祈禱天津不再出現新病例。23日，我們終於等來了好消息，健康寶彈窗消失了。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

在政府看來，健康碼在疫情防控和管控人員流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可以想像，即便疫情結束了，當局也不大可能輕易放棄這些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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