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走不出的嚴格防疫怪圈

 

多次針對中國過嚴的防疫措施建言的著名媒體人、《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又發聲了。本星期二（11月1日），胡錫進在微博批評一些城市慣性地對社區進行長時間封控，他指責把大量陰性市民長時間一刀切地封控在社區里，既不科學，又沒有法律依據，而且副作用巨大，不可持續。

這不是胡錫進第一次針對封城問題發聲。早在今年四五月，胡錫進就批評一些地方和官員光琢磨怎麼「政治正確」，呼籲全國其他地方不要動輒搞一刀切的「全域靜態管理」。
他當時狠批，全域靜態管理是「粗暴挖動態清零的牆角」「是動態清零的高級黑」。他在8月又繼續發聲，強調要發展經濟，人得流動起來恐怕是第一條，中國企業界、投資者、消費者顯然信心都不足，提振全社會的信心是接下來的關鍵。

作為體制內的媒體人，胡錫進每次發言都是從理解與支持中央政府政策的立場出發，再針對防疫政策的執行面或官員做些婉轉的批評。這都不是特別犀利，但在中國輿論和防疫一樣呈「靜默」狀的環境下，也算罕見與難得了。

而他說的也是在理的。中國6月底出台的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就將密切接觸者、入境人員隔離管控時間從「14+7」（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七天居家健康監測）調整為「7+3」（七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3天居家健康監測）。按理說，人們理應已經能夠感受到防疫限制減少，活動空間更大。但是現實中，更多人的切身感受卻是防疫持續嚴格，未必有「7+3」般簡單美好。外商或遊子要進入中國，一想到機票與隔離費、航班可能熔斷、可能被封控等各種變數，就倍感壓力。我身邊也有認識的中國友人到新疆旅遊，不巧到了暴發疫情的城市，結果被困當地一個多月。

這個局面與Omricon病毒株強大的隱蔽性和傳播力有關，導致去年封控一周或者10天就能基本控制的疫情，如今還能反覆，一些地方於是不斷延長封控時日。這也反映出好些問題：其一是原本有效封控的邏輯，要阻斷Omricon的成本已陡增，防控思路需與時俱進才能跟得上病毒的變異速度。此外，如果一個社區封控了好幾周甚至更長時間，病例仍無法清零，那是否代表封控能無限期執行下去？

胡錫進認為，一旦有的地方封控10天以上仍出新病例，一定要從組織環節認真查找問題及時做出調整，「不能讓人民群眾為當局封控組織工作的不力埋單」。他此言是對這個問題的一種表態，另一個問法是：在防疫封控需要與人的行動自由之間，後者是否該享有最低保障標準？比如，能不能明確規定封控多久就算達到「極限」，就必須解除封控？

中國政府一直強調追求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平衡，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然而，當封控長期化，看不到底線時，人們就會懷疑所謂的「平衡」「最小的代價」是如何定義，又是以什麼方式體現？尤其當一些地方出現隔離車奪命意外或幼兒煤氣中毒貽誤救治等防疫亂象時，人們的觀感是「失衡」，民眾怨懟也將不斷積累。

中國今年頭三季度的經濟增速分別為4.8%、0.4%和3.9%，全年增長肯定達不到政府年初定下的5.5%左右目標。高層內心的着急，外界大可不必懷疑。跡象顯示，中央政府部門也想調整做法，例如，出台了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或者中共二十大前後高層開始出訪與接待國外領導人來訪，中國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在二十大閉幕後很快公布新措施，提出要便利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高管、技術人員及其家屬出入境。可見當局也感覺到必須放鬆限制，與外界重新接觸的壓力。

不過，現實景象與這些文件的導向不一致、甚至相反，中國猶如陷入一個走不出的嚴格防疫怪圈。如上所述，奧密克戎傳播力太強大，稍放鬆它就乘虛而入，一旦傳播開來又得封控。其次，各地政府的思維與水平不一，雖然有地方如河南與內蒙古自治區本周強調不能無差別、無休止地封控和限制，但更多地方政府仍對封控做法有所依賴。再者，過去一年來，由於政治與輿論壓力，一些曾經活躍的醫學專家，也很少發聲了。

在不明言改變「動態清零」大方針的情況下，當局能做的是：讓已經出台的文件落到實處，讓專家再次活躍，允許各地探索調整措施。如果能對民眾權利與官方行政權都做出明確界定，也能使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更有保障，甚至倒逼出更可持續的措施。

必須一提的是，中國若改變「動態清零」政策，它也將面對巨大的未知數。死亡人數會攀升到多高？由此引發的民怨政府能承受嗎？嚴格防疫下出現了各種防疫亂象，開放後出現的亂象會少嗎？要克服和承擔這些未知，需要政治意志。最終，大家得等待高層表達越來越明確的旨意，領導中國走出嚴格防疫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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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