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少數族裔在港的就業問題
作者：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
執筆之際，政府正為新一份財政報告諮詢。財政司司長強調來年政策重點在提振經濟，緩減市民和企業的壓力，但亦要「睇住荷包」以舒緩政府庫房赤字上升的壓力。在「提振經濟」方面，隨着疫情放緩、社交限聚令放寬及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後，預料將更推進旅遊及相應行業重新興旺，並因此為本地勞工大量提供就業機會，有望令失業率回復疫情前水平，可舒解市民困。
另一方面，這些有利條件多大程度可以改善少數族裔的就業不足或失業率問題，則未敢樂觀。據香港融樂會於去年4月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四成九受訪的少數族裔人士失業，一成四表示就業不足。調查又發現，少數族裔人士的失業比率，較香港一般人口5.4%的失業情況嚴重。由此可見少數族裔失業率明顯偏高，近50%受訪的少數族裔更認為自已是因為第五波疫情而失業。調查亦發現，有五成七少數族裔處於2020年的貧困線下。疫情下許多少數族裔家庭，面對失業需依賴過往積蓄維生，但積蓄已差不多耗盡。誠然，疫情下不少普遍基層家庭也面臨類似困境，外賣餐飲平台興起吸納不少華人及少數族裔失業大軍，但也造成這些「車手」陷入外賣平台不斷調低工資及無理苛刻的評核制度。
筆者在上一次撰文時詳述了一個調查結果，反映少數族裔外賣送遞員遭受的勞工剝削雖大致與華裔同工相若，但前者更要面對「附加風險」，例如面對餐廳，大厦保安，甚至住客或途人的「歧視性」對待，但苦於找不到其他工作，被迫長期忍受不問情由的謾罵惡劣態度、甚至侮辱性言語。面對這些處境，少數族裔勞工多忍氣吞聲，趕快完單；甚至遇上交通意外，即使是對方的錯，他們都寧可嘆倒霉，負傷繼續工作，因他們認定，吃虧的總是自己。在「假自僱」的情況下，少數族裔員工除非為電單車手，多沒有受保，一來要申請賠償手續繁複緩慢，二來對勞保福利意識不高，寧願自掏腰包。
不少人質疑，2021年尾及2022年外賣車手成功發起罷工示威行動，當中過半南亞裔車手，不就顯示他們爭取權力意識高，亦能令僱主妥協？可惜的是，疫情改善，對外賣餐飲服務需求銳減，少數族裔車手自覺議價力低，只好更加忍受餐飲外賣平台的剝削性待遇。華裔勞工較容易轉工，但反觀少數族裔在疫情前，經已往往因為無意識偏見和語言障礙，而更易被解僱、遭遇就業困難。市道雖然漸次「復常」，少數族裔勞工則未必如願。
少數族裔群體這裏揭示一個更根本的結構問題：在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種族「小眾」總被視為「多餘」 (Surplus) 勞工。近年掀起有關「種族資本主義」討論，針對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怎樣與種族主義產生微妙的互為合作 (Cottom, 2021 ) 。當主流族裔有充足的勞動人手，僱主不會有誘因主動聘請少數族裔；反而將之合理化(或稱種族化) ，把少數族裔員工的「差異」放大成不足，而漠視其價值；或把聘請他們對工作間所可能造成的影響看為「成本」。最慣常的理由是「中文能力低」，即使工作本身並不需要高中文水平；又例如「少數族裔員工要經常祈禱，故此要額外找個房間滿足他們」或「他們經常用自己語言交談，亦自成一閣，破壞工作間和諧環境氣氛」。除語言障礙，僱主的潛在種族同質心態使他們可挪用「文化及種族差異」來為排外合理化。在有殖民歷史背景的地方，例如美國，及亞洲大部份地區 (包括香港) ，少數族裔當初被殖民政府或人口販賣商(自願或被強制地)運送到他方，多半擔當低下層勞工 (甚至奴隸) ，使少數族裔被標籤成較當地人民低等的他者。隨着全球化經濟發展，經濟移民流徙到較發達地區，變成當地的「種族小眾」，但他們所面對的排擠歧視，也就是這種多餘、額外的排外邏輯的延續，長久將已落地生根的少數族裔社群貶為「外人」。平台經濟當道下，吸纳了這些結構性地被擠壓於主流勞工市場底層的「種族小眾」，表面上「包融」了他們，但這只是因為市場對外賣送遞人員需求大量激增，所謂「謀略性融入」，既短暫和虛假，亦令這些勞工每天被迫承受無理對待。當然，這些「心理」及「文化成本」，不會計算在公司整體收支平衡上，甚至被漠視。可是，這些「成本」將加劇本地族群間的歧見及矛盾，間接埋下社會炸藥，與政府鼓吹的「關愛共融」背道而馳。
近年喜見平機會加強向僱主宣傳「文化多元及共融」的經濟效益，而愈多商界及社會企業都漸次響應。除了為少數族裔社群提高就業機會外，更重要的，就是可以「人盡其才」，不同族裔間通過合作認識及尊重差異，在提高機構整體利益的大前提下，互相取長補短。更重要的，就是族裔間能從工作專業合作中領略「共融」乃達到社會上的「多贏」局面，是一個至為重要的社會意識培育課程。
延伸閱讀：賢聚嶺南：香港少數族裔勞工在疫情及「零工經濟」下的附加「風險」
賢聚嶺南：數碼化平台零工經濟對少數族裔僱員的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