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數碼化平台零工經濟對少數族裔僱員的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作者：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
數碼科技發展勢如破竹，加上近年全球經歷新冠疫情，觸發平台經濟 (platformed economy) 的興起。其中，餐飲外賣平台成為大贏家，根據數據統計機構Statista的分析，香港此類網購平台今年全年收入將達8億2千萬美元，預料年度增長達4.57%，至2027更會突破10億美元。中國大陸將成為全球收益最高的地方(2022收入達1550億美元之多)。 (註一) 平台經濟不單締造了嶄新的營運及管理模式，更催生了零散勞工(Gig labour) 。「零散勞工」在今天全球經濟、社會甚至學術研究已經成為重要研究課題，但要了解其對僱員、甚至勞工本身所引發的不同方面的影響，需從網絡虛擬性及其他特質去拆解。
不少研究都指出，平台或零工經濟(Gig economy) 賦予遼闊廣泛的自由度，又因外賣平台入行門檻低，吸引不少人「受聘」。但現實是新興外賣平台都要車手以「自僱」形式工作，形成「假自僱」情況。車手一般欠缺公司提供勞工保障，使尤其電單車外賣僱員唯有自購保險。又因整個接單送貨流程都依賴應用程式營運，僱主可隨意更改評估員工表現的系統。由演算法處理業務為平台經濟管理帶來漠大方便，但亦造成對員工的工作效率，以致一舉一動的過份監控。員工為了生計，保住份工，被公司程式追趕着疲於奔命，怕因未能達成完單目標而被降級，甚至停止戶口。以演算法主導的外賣平台，使外賣平台公司在這數年盈利大增，但同時卻不斷將每張單薪酬調低，使外賣車手薪金大失預算/ 生計大受影響，唯有拼命接單填補落差。有車手在研究中表示，在疫情之初(2020年)加入行業作長工，眼見單價下降至原來的一半。他甚至遭公司間接迫他由原來的長工形式轉至半工甚至散工。
另一方面，演算法/ 應用程式主導的平台經營也間接擴大消費者對外賣僱員的操控。僱客可隨意在平台程式評價外賣食物服務，包括送遞員表現，一旦消費者因各種原因點擊「不滿意」，便成為公司可「懲罰」外賣車手而將其降級。外賣車手面對着應用程式，欠缺上訴渠道，增添無形的工作壓力。而來自僱客、食肆，以至在外送過程中牽涉的人事，對某些車手加劇過份審視。筆者在年初展開研究，探討少數族裔外賣車手，相較華人同工，在工作中面對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怎樣他們的工作滿意度。非官方統計數字顯示，外賣餐飲平台的少數族裔送遞員佔約一半。研究發現除了承受一般車手所面對公司「剝削」，較華人車手更多受到來自食肆職員，屋苑保安，甚至其他住客、路人的無禮對待/ 行為所影晌，同時亦認為這些行為帶歧視性，或者直言工作中感受到種族歧視。較普遍的情況就是大厦保安「選擇性」地截查身份證；遭大厦住客「白眼」或打量。有少數車手表示曾遭路人「無緣故」地以粗口問侯。近年興起有關職場上的「微侵犯行為」(micro-aggression) 的討論，指一些令對方感到不安甚至被冒犯的言語或行為，通常是針對性別、種族、年齡、或階級。上述的行為通常不牽涉進一步武力行動，一般都認為「微不足道」，但在少數族裔外賣車手眼中，這些似乎「不經意」的舉動並不「個別」。他們或許把這些經歷與他們在生活上，甚至成長中一直承受的不公平對待扣連。在訪談中，有車手指出他2019年大學畢業，但一直找不到工作，2020年疫情爆發，才因着外賣需求大增而被吸納入行。部份持大學學位的外賣車手直言，自己主修科經已與一些職業掛鈎，但求職經驗都經常遇到僱主稱中文需求高而不獲聘請。雖然疫情令香港經濟受打擊而直接影響一般就業率，但因少數族裔外賣車手都自覺較華人更難找工作，故此更倚賴外賣工作而甘於忍受公司更苛刻常變的評分制度。去年十一月外賣車手策動罷工，主辦者及示威者大部分為南亞裔人士，顯示他們有申訴及捍衛勞工權利的組織能力，但大部分受訪車手都慨嘆，公司在罷工後曾經作出改善，但今年反而更變本加厲，在沒有知會車手下降低單價，或車手稍有差池會被凍結户口。但車手因自覺議價能力低而選擇啞忍。
零工平台經濟無疑為一直承受著結構性低就業的少數族裔人士締造了不少新工作機會，使他們能突破一向的職業框框(例如建築、物流、保安、或清潔)。但平台工作標榜的自由及低門檻亦令一般外賣員蒙受「假自僱」所帶來剝削；外賣送遞的工作性質導致少數族裔車手需要與主流社會互動，使這群外賣車手被迫面對更多的歧視行為，為其加添額外的不穩和風險。在經濟前景不穩下，這些少數族裔車手也大多只好繼續忍受。反種族歧視條例實施多年，這個數碼化平台經濟時代，將帶來更平等勞工權益及環境，還是令基層少數族裔員工更受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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