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不立廿三條有助「拼經濟」嗎？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早前在媒體撰文表示，香港在本立法年度，不宜展開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及公眾諮詢。事後部分媒體特別是外媒，隨即炒作，把盧氏之言視為所謂的「北京放風試探」，並煞有介事地分析起來，只是未過多久，行政長官李家超便作出回應，重申最遲於明年完成廿三條立法的目標不變，所謂盧氏意見是代表「北京」的政治揣測，亦隨之而流產。
當然，比起揣測盧氏之言是否代表所謂「北京」的看法，他在文章提出廿三條現階段不宜立法的論點，其實更加值得一議。首先，盧氏以世界疫情減退，國內外通關復常，目前是香港「拼經濟」關鍵時刻，作為廿三條立法理應暫緩的理由，我們先撇開新冠疫情是否真的減退不論，「拼經濟」為何便不能立廿三條呢？難道經濟國安兩手抓不行嗎？世上又有哪個地方，會為了拼經濟而無視國安問題？
說到這裡或者有人會說，香港現在已如盧氏所言，有了《港區國安法》「保底」，但是盧氏既然說得出「保底」一詞，意味着他其實清楚《基本法》廿三條要求港府自行立法禁止的危害國安行為有七個，《港區國安法》則只涵蓋了其中四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國家政權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注：國安法雖有反恐方面的條文，但廿三條並沒要求港府自行立法反恐)。
換言之，廿三條要求立法禁止的叛國、竊取國家機密、境外政團在港進行政治活動，以及本地政團跟境外政團建立聯繫，《港區國安法》根本未有涵蓋。如此一來，盧氏何以認為廿三條並沒很有的立法逼切性？很明顯，盧氏口中的立法逼切性，並非以現存法律是否存在國安產面的漏洞為準，而是認為香港在上述的法律缺位下，即使縱容境外勢力在港進行政治活動，或任由本地政團跟外國政團建立聯繫，對於國家安全亦未必帶來重大威脅。
然而，廿三條沒有所謂立法逼切性之說，其實難以量化，而事實上而言，香港自2003年擱置廿三條立法開始，到修例風波爆發之前，不論是過去幾任特首，還是所謂的建制派，均曾認為廿三條沒有立法逼切性，但我們站在今日回望過去，自然會察覺此種想法缺乏憂患意識，甚至認為香港若非受此想法影響，廿三條便不會遲遲不立法，香港便未必會因修例風波引發暴亂，最終亦不會逼使中央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
只是無論如何也好，盧氏認為香港應先「拼經濟」，除了所謂沒有立法逼切性的政治判斷外，背後其實蘊藏着一些潛台詞，那便是認為廿三條立法會影響香港所謂的「營商環境」，特別是不利於吸引和留住外資。某程度而言，此套邏輯其實認同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早前的論調，即香港在《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後，令外資及外企人員離港增加，港府若在此時重推廿三條立法，可能會令離港數字進一步推高。
盧氏在文中宣稱香港應加強「聯通世界的功能」，此話亦能從側面證明，他口中的「拼經濟」，其實是認為廿三條立法不利於吸引和留住外企。畢竟，香港靠轉口貿易起家，加上受過去的殖民統治影響，部分人一直視北約會員國為「世界」之全部，香港跟對方的經貿往來，則等同於「聯通世界」。是故，當部分人認為，廿三條立法將刺激到北約會員國的神經，甚至有機會招致對方祭出反制措施時，自然萌生香港為了「拼經濟」和「聯通世界」，便應暫緩廿三條立法工作的念頭。
問題是：此種想法可能已經落後於國際與地緣政治的變化，因為過去相信中國會在經濟高速增長後爆發顏色革命的論斷，在西方世界已逐步喪失市場，促使美國自2016年之後，對華政策已逐步傾向鷹派，轉為在經濟、科技及外交上積極圍堵中國，加上中國在俄烏戰爭中，並沒跟北約成員國一同制裁俄國，美國近年又銳意在台灣攪局，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自然很難處身於這場國際大國博奕之外。
另一方面，自修例風波隨着《港區國安法》的實施而平息，香港已再難成為反華勢力的橋頭堡，在此情況之下，除非西方最在意的《港區國安法》不復存在，否則無論香港重推廿三條與否，西方世界依舊會出盡辦法，包括製造各種國際輿論，或者鼓勵外資撤走，以此來弱化香港作為中外經貿橋樑的功能。如有人以為拖住廿三條不立，外企便不會因西方世界發功而撤資的話，這種想法便是太過天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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