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人大釋法理所當然對黎智英案具有約束力
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案件暫押後至9月審訊。黎智英法律團隊上月再次入稟高院原訟庭，要求法庭頒令宣布人大就國安法的釋法，不會影響其批准黎智英一方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的決定，法庭並已排期於4月28日處理申請。
人大常委會早前就《港區國安法》進行解釋，進一步說明特首的國安權力，確認國安案件聘用海外律師屬於「第47條」列明應由特首認定的問題，香港法院在處理申請時應向特首索取證明書。這次黎智英一方的入稟，正是針對人大釋法而來，要求法庭宣布人大釋法不會影響之前案件的判決，意思就是認為人大釋法並不具有追溯力。
這次入稟表面是處理法律爭議，實際卻是黎智英一方企圖以司法挑戰人大釋法，阻撓國安法全面落實，性質並不簡單。在今年「兩會」上，中央領導人已多次表明要「堅定維護國家安全」，現在國安法懸劍在上，執法亦不成問題，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司法未能完全配合，未能形成足夠的震懾力，國安法的效力必將大打折扣，這樣的漏洞未能解決，又如何「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對於人大釋法追溯力的問題，法工委已表明人大釋法的法律效力可追溯至香港國安法施行之日，其法理依據是內地《立法法》第50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人大釋法不是重新立法，而是闡明法例原意，止疑息惑，有關的內容早已見諸法例，人大釋法只是把內容講清楚，這樣自然不存在追溯力的問題。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主任李飛亦曾指出，法律解釋是對法律規定的原意的闡明，不是重新立法，效力是其所解釋的法律生效時就存在的，而非公布時才有效力。
所以，人大釋法並不存在是否具有追溯力的問題。這個原則香港法庭亦認同，在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宣誓案上訴中，法庭在2019年作出判決時，已表明香港法院無權判斷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案例亦顯示人大釋法必然可追溯至香港回歸當日。
這樣，黎智英一方認為人大就《港區國安法》的解釋，不應影響之前判決，明顯缺乏法律理據，不論從人大釋法的本質、權力，以至香港法庭的判例，都已表明人大釋法理所當然對黎智英案具有約束力，人大釋法效力應該追溯至生效之日。黎智英一方堅持入稟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既然法律爭議已經清晰，法庭並沒有理由受理。
人大釋法的法律依據清晰，但黎智英一方卻不斷提出各種上訴，難道黎智英真的非Tim Owen抗辯不可？或者，對黎智英而言，Tim Owen確實具有其他香港大狀所沒有的「價值」，例如外國媒體的關注度；又例如其西方人權法「權威」的背景，都有助黎智英的抗辯。
但更重要的是，黎智英一方由是否設立陪審團、是否獲批准保釋，到能否聘用Tim Owen，到現在人大釋法後仍然不斷提出各種上訴，目的不在於所謂法律爭議，而是有意利用香港法庭來對抗國安法以及人大釋法。試想如果人大完成釋法，明確國安案件聘用海外律師需要取得特首證明書，但有關釋法卻不適用於黎智英案，這等於是將人大釋法排拒於黎智英案中，一個因為黎智英案而來的釋法，竟然不能適用於黎智英案，有這樣荒謬的事嗎？如果法庭真的作出判決，這等如是香港法庭抗拒人大釋法，屆時又將引發一輪風波，而這正正是黎智英一方所希望見到，也是他們不斷打訴訟戰的目的。
「兩會」期間，中央領導人接連表達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關注。趙樂際在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時提出的「四個帶頭」，當中就包括「帶頭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王滬寧在會見港區政協委員時，亦表明要「堅定維護國家安全」。《港區國安法》之下，反中勢力遭受沉重打擊，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香港各種「軟對抗」仍然此起彼落，黎智英案的狀況不斷就是明證，否則人大又何用釋法？
除了黎智英案之外，反對派的初選案仍在審理，這個案件涉及人數之多、案情之複雜都遠超黎智英案，現在案件的「高潮」仍未出現，誰能保證在審理期間又不會出現各種法律爭議？如果再生波折，難道屆時又要人大接二連三的釋法？香港司法界如何更好地理解香港國安法，更好地承擔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這或者就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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