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祥：「保五」長期化 香港新角色

 

兩會在北京召開，李克強總理發表他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離任在即不宜有大動作，故此周日的報告並無太大新意，其中較受關注的經濟增長，李克強透露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目標為5%，比起上世紀90年代曾出現雙位數增長，到後來「保八」、「保七」，到現在目標增長僅得5%，而且相信是長期趨勢，有評論認為這是大陸經濟由強轉弱的標誌。

今年是大陸全面解除新冠疫情防控的第一年，疫後如何重建？此外，面對美國要逐步脫鈎、俄烏戰事令中國跟歐洲關係緊張，北京將如何應對？經濟發展會有什麼新思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尚未看出全貌，也許要待明年兩會由新班子公布了。

事實上，過去3年因應國內外環境轉變，大陸經濟發展的政策已在不斷調整，逐漸形成一系列新目標。疫後如何重振經濟，內地財經界也有不少討論；其中一個焦點，是政府應否像2008年金融海嘯後以猛藥推出連串刺激經濟措施？

至今為止，北京都沒有以大手筆的財政政策（即所謂「大水漫灌」）或大幅減息等手段去刺激經濟。很明顯，這是為了避免過度刺激而帶來後遺症，例如惡性通脹或某些領域（如房地產、股市）過熱。

工業化基本完成 經濟增長從量轉向質

過去40年大陸經濟能夠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大量投入，令工業化進程快速推進。資本投入方面，內地通過基建、房地產、土地等投資，形成大量固定資產，再以這些資產作為抵押品形成銀行信貸，帶動了金融業發展。可以說，這是中國在初級發展階段必須經歷的過程，其發展軌跡跟過去「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台灣、香港）的經驗大同小異。

現在大陸工業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再以大量「要素投入」所產生的效用愈來愈有限。正如經常說的轉型升級，內地經濟到目前的階段不能再靠低生產成本、大興土木等老方法作為推動力，而是要透過科技帶動轉型，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作為新生產要素，配合新基建，即產業變革需要的基礎設施如5G基站、數據中心、雲計算設備等。

大陸雖然已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但高端工業如民用航空、飛機引擎、集成電路等，仍落後於其他老牌工業國。這些都是下一階段內地經濟的重點發展項目。

當大量投入生產要素令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告一段落，未來需要的是高技術、高增值生產，從量轉向質，經濟增長的幅度必會明顯下降。在未來10年，5%增長率也許會成為常態，政府工作目標則由以往「保七」、「保八」，到現在要全力「保五」！

產業需要升級，經濟結構也在發生巨變。傳統的「三頭馬車」──投資、外貿和消費──前兩者是改革開放初期推動增長的「主角」，到近年比例逆轉，2019年大陸第三產業（消費、服務業）佔GDP比重已達到54%，貢獻近60%的GDP增長。消費取代了固定資產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2019年消費拉動了57.8%的經濟增長，超過了投資拉動增長的貢獻（31.2%）。

大陸經濟「轉型」經歷由量到質、從粗放型到追求高增值，從製造業逐步「升級」向服務業、科技產業。政府日後刺激經濟增長，不能再單靠大幅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增長，而是要轉向發展科技、刺激民眾消費。

國家需科技帶動轉型 港教局應循此入手

產業升級、經濟整型，都要以科研做基礎。中國投資在研發的資源佔GDP約2.19%，比例並不低，可以跟高收入國家看齊。然而金額龐大的研發開支主要是投入「開發」，即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極低，只佔研發規模的6%左右（有關數據參考「光華思想力」，〈疫後中國經濟政策的思考與建議〉）。

很明顯，基礎科學的投入不足，令中國要長期依賴其他國家的科研成果。如今科技先進的美歐國家不斷制裁中國，對內地產業升級非常不利！

香港要融入內地發展規劃，必須深入了解疫情之後內地經濟何去何從。正如上述，國家經濟轉型亟需科技帶動，香港在基礎研究上被視為可補國家之不足，教育局應該循此入手，吸引更多學生研讀科學，並資助優秀者繼續進修，令他們可安心專注科學研究。

過去幾年特區政府大力宣傳科創，但重點多在以科創作為創業途徑，或為科創企業營造各種融資平台，目標主要在產業化和金融科技；對於最基本的人才培育和支援，反而輕描淡寫。科研產業化固然重要，但沒有人才，又何來科研成果？

美國現在嚴限科研人員跟中國合作，對華裔科研人員尤其「不友善」。特區政府的高端人才計劃，理應以吸引這批華裔科研人員來港，以他們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作標準，而非着眼於年薪250萬元或以上的高薪人士！

內地疫後經濟發展 港可演更積極角色

除了科研，香港金融市場是疫後內地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推手。隨着中國跟俄羅斯、中東產油國的石油交易增加使用人民幣，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上可以扮演更積極角色。

此外是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新推出的內地香港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投資者可通過該機制購買大陸市場的金融衍生產品，作為管理利率風險的市場工具。從股票、基金、債券等逐步互通，現在再伸延到衍生產品，內地與香港的金融「互通」已涵蓋大部分範疇，香港可以為內地吸引更多資金。這正是香港獨有的強項，可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

「中國好，香港好」，是政治正確的表述；實情卻是，很多時候中國大陸有麻煩，香港可能更好──這並非幸災樂禍，而是歷史因素使然，正是由於內地與香港制度不同，在國家有麻煩時，香港可以發揮特殊作用，為內地扮演窗口和橋樑角色。這是香港在回歸前的特殊位置，在回歸之後，香港的特殊性並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重要。

然而，隨着美歐跟中國大陸脫鈎，香港未來發展重點將會由美歐轉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並逐步轉型成為亞洲新興經濟及中東國家的主要融資平台。

新時代下 特區政府須正視的新問題

香港人過去對「被規劃」、「融入內地發展大局」等說法都感到惘然，既不明白這些政治術語的真正含意，也不清楚對香港會有什麼實質影響。過去3年的大變，令香港跟內地加快融合，相信很多人都已明白，未來經濟發展、基建規劃、人才培訓等等，香港都要配合大陸的發展策略。在融入國家規劃的議題上，香港猶如過河卒子，只能向前，很多轉變將會無可避免。

本地媒體過去都會特別注意政府工作報告如何描述香港，會否重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今年報告「如常」重申這三大原則，但同時強調的是港澳要維護國家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這兩大原則，才是當前中央交給香港的最重要任務！如果要「配對」，一國兩制就是要維護國家安全，港人治港就是落實愛國者治港，而高度自治就要以完善選舉制度作基礎。這應該就是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的港澳政策2.0版。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中央各項政策措施，香港到底有多大知情權、發言權和決策權？內地省市在中央政策出台前，都有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香港的角色跟內地省市有沒有分別？回歸前珠三角地區爭建機場，有意見認為深圳、珠海、澳門和香港應該互相協調、避免重複建設，但最後都不得要領！涉及香港和鄰近地區的發展計劃上，香港可以如何為自己爭取利益？這也許是新時代特區政府必須正視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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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