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剛：中美仍需要最基本的溝通
2023年早春，藉着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及一些邊會之機，不少獲邀美國學者和商界人士來到久違的北京。除參會外，他們與官員接觸，同學界、商界對話，並走訪了上海、廣州等城市。
新冠疫情三年，中美戰略界的面對面交流基本中斷，絕大多數人只能線上隔屏對話，效果差強人意。也就是在這三年間，中美關係持續惡化，戰略互信垮塌，戰略上的質變發生。溝通效果之所以差強人意，主要原因一是形式受限，時間局促，還要照顧時差，影響了坦率和深入程度；二是缺乏來自一軌的明確背書和授權，影響了溝通的效力和意義。
重返北京的美方人士顯得相當興奮，並非僅是因為他們已經太久沒能到訪中國首都，更是因為他們覺得中美關係形勢日趨緊迫，需要抓緊時間為阻止其繼續下滑做些甚麼。
2023年的早春，中美關係本該有所回暖。然而，「氣球事件」打破了兩國在峇厘島商定的溝通議程，隨後的中美外交高官慕尼黑會晤不歡而散。同步接連發生的拜登政府針對中國高技術產業實施新的精準限制措施、華盛頓國會山密集舉行涉華聽證、眾議長麥卡錫在加州與蔡英文會晤等事件推動兩國間的敵意螺旋加速轉動。
如果說過去數年中國對美國的戰略調整和中美關係的基本走勢還抱有觀望心理，那麼2023年春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推着這種心理朝突破某種臨界值趨向最終認定的方向轉化。
對於正在發生的轉折，美方來華交流的這批人顯然是嗅到了。他們反映，中美關係愈來愈被悲觀情緒所籠罩，「外交已死」「沒救了」等說法泛濫，有可能使兩國矛盾和分歧陷入放任自流。
事實上，這批人此次來華前，美國國內已經出現一些反思的言論，雖非主流，但也擲地有聲。主要觀點包括：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打壓是不是過於偏激了，以至於並不真正符合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既然美國和中國均無法脫離經濟全球化生存發展，「脫鈎」給美國造成的傷害是不是並不亞於對中國？美國的盟友夥伴在對華政策問題上自有考量和保留，難道真能按照美國的戰略設計同心協力？
美國學者時隔三年的「上門溝通」印證了這些反思的存在。對於已經全面鋪開的對華戰略競爭，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人並不相信美國穩操勝券，承認中國的系統性強大是美國對外戰略史上從未遇到過的狀況，將來美國能在部分領域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就已不錯。
他們不認為中美兩國相互經濟依存真能做到徹底脫鈎——儘管半導體行業可能是個「例外」，也注意到了一些國家在製造業關鍵領域逆勢加強對華投資的趨勢。在他們看來，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一些人的思維是政治邏輯，並且不斷形成立法，企業和個人的商業邏輯只能在大環境的改變中尋找屬於自己的新位置。
在台灣問題上，他們承認兩國關係的最大風險點業已生成，一旦中美因此爆發正面衝突，其影響將是排山倒海式的，全球供應鏈和經濟全球化將會立即解體。
有美方學者呼籲重新審視兩國共同利益。他們認為，即便在相互競爭的領域，中方為制衡美國而採取的外交行動，也未必是全然挑戰美國利益的，甚至間接符合美國的利益，比如推動沙特與伊朗的和解進而改善中東地區內部環境。再比如烏克蘭問題，美國與中國對戰爭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對於如何停止戰爭存在價值理念衝突，但中方的立場文件也有值得歡迎之處，提供了開展一定程度協調的基礎。
他們主張兩國就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開展最低限度的合作，比如在應對氣變、打擊犯罪問題上。有人建議從一些簡單可行的領域先做起來，比如重建兩國航線，為兩國關係的改善保留「火種」。
這次二軌溝通是「久別重逢」性質的，來北京的美方人士年齡偏大，帶來的實質信息不多。顯然，當下中美關係的總體氛圍仍不支持深入、細緻的交流，對話仍是碎片式的。但是，有溝通總比沒溝通好，見面交談總比隔洋喊話好，重新續上話頭總比相互對不上議題好。這是雙方學者的共識。
也有美方學者在閑談中介紹了美國國內政治的一些情況，比如民主、共和兩黨備戰2024年大選的行為邏輯，使得中方學者擁有了坐在房間里讀新聞聯想不到的新視角，而深入了解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對於準確判斷美國對外行為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中美之間要溝通、可溝通的議題太豐富了，在競爭和博弈的大框架之下沒有減少反而進一步增多，一次見面交流並不能滿足雙方的需要。戰略層面，是雙方到底怎麼想的，各自判斷與對方實際是否存在比較大的出入；技術層面，是如何規範彼此競爭博弈手段和渠道，避免給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帶來顛覆性的後果；全球層面，是怎樣各自履行好大國責任，避免彼此爭鬥給全人類應對共同挑戰的努力造成顛覆性的破壞。
就算大國合作時代已經終結，高質量的溝通也是大國博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北京向世界重開交流大門之際，黑海發生了美軍無人機在與俄羅斯軍機短距離遭遇中墜海的事件，即便是處於敵對狀態的兩國仍能及時抄起電話進行緊急溝通。
中美溝通不能斷，必須為兩國競爭加裝護欄，防止發生災難，這是美方學者帶來的關鍵信息。他們當中有人對美國對華政策討論中的「回聲屋」效應深表關切——「強硬之聲在四壁間回蕩」，這不僅是白宮情況室、國會會議室的現狀，在太平洋這邊也有所表現，以至於那些真正希望中美關係穩定的人愈來愈不願發聲，也無力發聲。
他們呼籲：兩國學者不能甚麼都不做，而要盡可能地發出理性的聲音，為過於激烈的中美摩擦鋪設「減震帶」。中方學者聽到了他們的呼聲，然而問題在於，美國頂層政治的實際操作與學者對話中傳遞的話語存在嚴重悖離。
美國在台灣、供應鏈完整性、「印太」同盟機制強化等問題上接連不斷採取挑戰中方利益和紅線的措施，濫施制裁和干預，違背拜登總統在峇厘島會晤中作出的「五不四無意」承諾，給中美關係不斷造成新的實質性損害，卻反覆要求中方以「克制」和「專業」的方式作出回應。這種據傲不收斂、不改變，就註定了中美之間即使有溝通，中方也無法採信於美國。誠如秦剛國務委員兼外長指出的，美方實際上是要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這辦不到。
直到中美高官維也納會晤舉行，白宮似乎都在為無法重啟與中國的高層對話而感焦慮。即使維也納會晤舉行，美國輿論對這次會晤給予了較高評價，他們對兩國溝通的焦慮也並未徹底消除。他們應該明白這到底是為甚麼麼，其能否從目前有限的反思中擷取調整的動力以重建彼此信任則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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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