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數據：香港公屋亂象需大力整頓

 

香港房屋委員會通過一系列措施收緊公屋“富戶政策”，要求公屋戶從入住公屋起，每兩年申報是否在香港持有物業，以加強打擊濫用公屋的行為，此項新政將在今年10月正式實施。這次加辣措施被認為是針對早前震驚全港的蔡天鳳烹屍案，該案件除了滅絕人倫道德而使人毛骨悚然外，其所揭發的主謀兼死者前家翁鄺球購入豪宅卻仍能坐享公屋的細節同樣引人瞠目。公屋在寸金寸土的香港是極為寶貴的房屋資源，而如今非但沒有幫助到最需要的人、還被肆意濫用，且類似鄺球的富戶鑽空子案例並不罕見，只是芸芸公屋亂象中的冰山一角。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通過對香港社交媒體的輿情數據以及各官方機構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後認為，現有的公屋制度不利於公屋資源被最大限度地使用和發揮效能，富戶濫用公屋、住戶子女世襲公屋等此類關乎公屋使用率與流轉率低的情況，都是在社會已形成廣泛共識的有關公屋亂象的主要疑慮。政府在加強對公屋富戶資產審查及濫用公屋行為打擊的同時，還需全面檢視當前公屋資源未能獲得充分善用的主因，加快搭建幫助公屋住戶上流的置業階梯，令公屋單位能切實優先分配給最需要的人。

如圖1所示，5月25日，房委會通過加強濫用公屋、優化富戶政策及加戶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引發有關公屋富戶議題的輿情聲量與關注度急增，繼早前蔡天鳳案揭發有公屋富戶隱瞞巨額資產形成熱度峰值後再度升溫，其聲量更飆至近6年半以來的第二高位，僅較房委會於上一次通過（2016年12月）修訂公屋富戶政策（由入息資產兩者皆超出才需遷出的雙軌制改為入息資產其一超出即需遷出的單軌制）時稍低。

結合圖2可見，蔡天鳳烹屍案所引發的漣漪效應，觸發香港社交媒體對目前公屋制度的負面情緒指數明顯躍升，今年2月該指數創下自2016年底以來的最高峰值，而涉富戶輿情在當中的影響力近幾個月以來也多次飆至近30%的高位。不少輿論表示，像鄺球這種非法霸佔公屋資源的富戶並不是少數，只是現行對公屋住戶的審查機制過於寬鬆，才導致類似濫用公屋的現象能在法網之外大行其道。根據房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自公屋富戶政策於2017年正式收緊以來，至今衹有約3200個公屋單位因違反入息或資產審查的規定而被收回，但上述的執法數字明顯與大多數市民的所見所聞相距甚遠，更有觀點表示在這種欠缺執行力的審查機制下，也難怪會出現公屋戶秘擁千萬豪宅的極端個案。

雖然針對鄺球一案所暴露的公屋審查機制漏洞，香港房委會已迅速反應並對有關措施作出檢討調整，包括要求公屋住戶每兩年即申報一次是否在港持有物業、且將富戶的“暫准居住期”大幅縮短至4個月，以及限制租戶最多只能為1名成年子女加戶以打擊世襲公屋等，但這些安排顯然不能有力打消香港市民對公屋制度的質疑。有輿論表示，政府不同部門分別掌握公屋租戶名單以及在港物業的買家資料，認為政府完全可以主動出擊，核對兩份名單是否有重復，以揪出瞞報持有物業的公屋富戶，而不是被動地等待公屋住戶每兩年一次的自行申報。也有聲音反映，部分公屋住戶的在港資產雖無超額，但其於內地或海外卻坐擁價值不菲的物業，他們根本沒有資格與其他真正困難的基層市民搶奪有限的公共房屋資源，但加辣後的富戶政策卻仍沒有將這種情況納入審查範圍。

由圖3可知，富戶濫用公屋是香港社交媒體關注度第二高的公屋亂象問題，僅較管理不善、居住環境差一項低，而其平均負面情緒指數更是居於首位，足見社會非常關心此類牽涉公共資源分配的敏感議題。公屋富戶現象看似是貪婪人性與監督審查之間的較量，但其本質上卻指向一個更根本的癥結——現行的公營房屋制度沒有使有限的公屋資源物盡其用。圖3顯示，其餘關注度稍遜色的公屋亂象問題，包括部分公屋住戶空置率高、非法使用公屋作其他用途、以及子女加戶世襲公屋等，實質上也與富戶濫用公屋的現象類似，是公屋使用率與流轉率低這一核心弊病的不同表現面向。

如圖4所示，與其他主要發達國家或地區相比，香港的公營租住房屋單位佔比並不低，高逾28%，僅次於作為“福利國家”典範的荷蘭。不過，儘管香港特區政府近十幾年來大力投入對公屋的發展建設，但長長的輪候公屋隊伍卻不減反增、一直不見盡頭，最新的平均輪候時間高達5.3年。雖然社會主流聲音將此歸咎於公屋的供應跟不上基層市民需求所致，但背後的原因真的僅此而已嗎？

由圖5可知，近20年來，香港的公屋家庭住戶數目持續攀升，足見過去這些年來，香港特區政府的確在積極增加公屋的供應；但與之相對應的，公屋家庭住戶在所有家庭住戶中的佔比卻沒有隨之上升，一直穩定在約三成左右的水平。近年來少子化趨勢加劇，導致平均住戶人數下降、整體住戶數量上升雖然可以解釋一部分原因，但公屋平均住戶人數過去20年來較居屋與私樓更迅猛的跌勢（見圖6），反映了現行的公屋制度並沒有發揮好使公共資源被高效充分利用的效果。

圖7是2016至2022年公屋輪候冊上一般申請者與非長者一人申請者人數變化，可見即使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透過行政程序取消了大批非長者一人申請的個案，但該類別個案卻仍在整體個案中佔據約四成的份額。結合圖8可知，這群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年齡中位數僅為33，若只對新登記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進行統計，其2022年的年齡中位數更衹有26，較2016年時的28歲更低。而且，儘管在所有非長者一人申請者中，30歲以下申請者的佔比2022年已從53%的高位跌至39%，但2022年新登記一人申請者中30歲以下人數的佔比仍維持在55%的高位，反映每年仍有很多新的年輕單身申請者對公屋資源趨之若鶩。事實上，一滿18歲即入紙申請公屋的做法，在香港社會並不罕見。這些年輕申請者在投身工作以前，雖符合政府規定的入息資產限額條件，但顯然並非每個都需要或應該取得公屋單位。

結合圖9可知，儘管30歲或以上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學歷普遍偏低，但在30歲以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中，卻有一半以上都取得大專或以上的學歷，另還有四分之一的人擁有專上學歷。進一步聚焦這部分30歲以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群體，發現儘管累計至2022年的所有申請者中，僅約28%的人職業為學生，但如果只看截止2022年3月過去一年新登記申請者的經濟身分分佈，學生申請者的佔比馬上飆升至68%（見圖10），反映一成年即趁學生身分、尚無收入或收入較低的漏洞申請公屋的做法已為很多人所實踐。

這些在申請當下尚為在讀大學生的年輕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顯然在社會的競爭力並不低，日後畢業投入工作後，大概率並不會淪為需依靠公屋資源維生的階層。不過，部分人會以刻意躺平的方式以符合申請公屋的入息資產限額，而且房屋署只會每五年以抽查形式核實申請者的最新入息資產狀況，被抽中的申請者也只需在核查當下滿足相關要求即可，因此難免會出現一些並不需住公屋卻獲派公屋的漏網之魚。儘管，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輪候到公屋的時間，比一般的家庭或長者申請者長很多，大部分人最後也不一定見得能入住公屋，但公屋制度的這一明顯缺口，對於很多真正需要公屋卻仍在苦苦等待的市民無疑很不公平。

除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外，一般申請者（家庭及長者一人申請者）也不一定是我們所以為最迫切需要公屋的人士。由圖11可知，上述兩個類型的公屋申請者，分別有26%與17%的佔比在輪候公屋當下已居住在公屋，另分別有14%與6%的佔比的居住房屋類型為居屋。輪候公屋的現有公屋住戶，不少人是出於擠迫戶或家庭環境等原因而提出分戶申請，但當中也有一些藉此漏洞濫用公屋的行為，例如夫婦為騙取多一間公屋而進行假離婚、或有住戶在子女成年後為其加名世襲公屋等。這些住在公屋或居屋中的公屋申請者，本身已享受著寶貴的公共房屋福利，但他們卻在公屋輪候申請中佔據兩至四成的份額，進一步加劇了公屋資源的內循環和內耗，拖慢了居住在劏房有更迫切需要申請者上樓的步伐。

圖12對比了自2011年以來三種主要房屋類型的流轉率變化，私人房屋與居屋的流轉率主要體現有關房屋交易市場的活躍度，公屋的流轉率則反映公屋資源有沒有被充分善用、以及目前的公屋制度是否有助於基層市民上流。可見，公屋的流轉率遠低於私人房屋的流轉率，也較有一定商品屬性的居屋流轉率低。住公屋可以住一輩子的說法並非誇大，實際上只是一個很普遍的社會現象。公屋租戶無法取得公屋單位的業權，只能透過申請綠置居或其他居屋計劃的方式實現置業階梯的上移。不過，政府每年所推出的居屋根本無暇應付超額數十倍的申請，很多公屋住戶即便有心遷出也只能大呼無奈。

圖13是近20年來三種主要房屋類型的每年建屋量變化對比，可見自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停建居屋外，即便8年後居屋計劃獲得重啟，但居屋的每年建屋量仍然大幅落後於私樓及公屋。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基於優先滿足最迫切人群的需要，因此明顯向公屋傾斜，相對忽視對興建居屋的投入。不過，正因為沒有足夠的居屋，才令寶貴的現有公屋資源難以被活化。公屋富戶想搬出公屋卻走不了，而劏房住戶想住進來卻只能苦苦等待，這些皆違背了特區政府政府希望能優先照顧最困難人群的初衷。

中評智庫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本次收緊公屋富戶政策，是全面檢視、改善現行公營房屋制度的第一步。除了要加強審查機制、慎防公營房屋資源被濫用外，特區政府還需提供足夠的政策誘因，以提升公營房屋資源的使用率與流轉率。特區政府以往“重公屋、輕居屋”的政策思維，目前已不適用於解決房屋供應不足、劏房住戶遲遲不能上樓的問題，衹有打破公屋並非不夠、而是未被充分善用的迷思，才能找到切實解決房屋問題的正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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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