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從銀行危機探討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的平衡

作者：嶺南大學經濟學系助理講師梁軒誠

今年三月美國發生了自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後第二大的銀行倒閉事件—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事件背景為疫情後在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下，加上供應鏈受疫情影響的情況下，通貨膨脹率大幅上升。為了壓抑通脹率，美國聯儲局於去年開始量化緊縮政策，以致利率大幅提升。利率的提升會使債券的價值下降，而矽谷銀行則擁有大量美國國債，因此其擁有的資產帳面上的損失相當嚴重。加上矽谷銀行有不少客戶都是來自初創企業，在高利率環境下借貸成本上升，加上這些企業大部分在初始階段通常都是難以獲取盈利的，在艱難的營商環境下部分客戶會從該銀行提取現金以應付營運需要，大量的現金提取使矽谷銀行面對的困境雪上加霜，因為銀行需要變賣更多（已虧損的）資產轉換成現金去應付客戶提取現金的需求，帳面的虧損就成為了實際的損失。而從着聯儲局開始加息的步伐，客戶（存款方）愈漸對矽谷銀行失去信心，大量存戶開始為矽谷銀行的資產及流動性增添不少憂慮，擔心其資產是否能足夠應付客戶提款的需求，恐慌演化為擠兌（擠提），無法應付大量提款要求的矽谷銀行最終面臨倒閉的下場。而美國政府（財政部）表明不會利用政府的資金去救助矽谷銀行，但是會確保銀行的存戶在矽谷銀行的存款能全數得以保障。

筆者想以本文討論財政部的決定，特別是針對後者保障存戶的全數存款一事，對於自由市場的原則以及政府的角色。筆者認為政府斥資保障存戶的全數存款有違自由市場的原則。

從風險角度上來看，筆者認為矽谷銀行的倒閉一大原因在於其承受過量風險，上文提及該銀行客戶來源不少來自初創企業，這些企業一般難以從更大型的銀行獲得更好的借貸條件。而矽谷銀行則向他們開出了更低的借款成本，使為數不少的企業成為矽谷銀行的客戶。然而，作為銀行體系的一員，風險管理應為首要考慮之一。在自由市場情況下，銀行承受過量風險加上管理不當而被市場淘汰，這應該相當合理的事情。然而讓筆者相當不解的是，政府願意保障存戶的全數存款的做法。

在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保障下，存戶可享有最高２５萬美元的存款保障（香港的是５０萬港元存款保障）。理論上當存戶要存入高於２５萬美元的金額時，他們應當理解他們的存款是不受保障，而同時矽谷銀行作為願意向初創企業提供服務的銀行，它能向其存款客戶提供的利率回報相對而言會更高（高風險高回報的前提下）。因此存戶會選擇把資金存放在矽谷銀行，其誘因在於存款放在矽谷銀行較一般銀行而言能帶來更高的回報。而政府會為存戶保障全數存款的行為成為常態的話，這變相鼓勵了存戶把資金存放在較高風險的銀行裡（因為風險已轉移至政府），同時也鼓勵銀行承擔更高的風險吸引更多的客戶。這為「道德危機」（Moral Hazzard）。存款戶不須為其行為承擔全數風險後果時，他們就有誘因去承擔更高的風險去獲取更高的回報。

這道德危機正正是來自於政府干擾市場的行為。當然政府或會考慮存款戶因矽谷銀行倒閉已蒙受的損失，或是以市民對整個金融體系的信心角度上衡量，從而作出這決定。但是長遠而言，這或許改變了存戶的心態，認為政府總會出手保障全數存款，有恃無恐地傾向把資金都存放在面對較高風險的銀行內。最後或會使金融體系承受過量風險而崩潰。因此，筆者認為政府該政策在短期內或能穩定金融體系，提供一定的信心予存戶。然而該行為長遠而言對金融體系並不健康。

筆者傾向認為市場內每位參與者都應當要為其行為負責，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投資涉及風險」，不當的決策以致企業倒閉或投資失利，投資人都應為其決定承擔全數責任。甚至銀行倒閉而言，也是其經營不當的結果。存戶存放超於政府提供的存款保障金額時，應當要處理好風險管理。而不是盲目相信政府總會「包底」保障其存款金融。政府亦不應該為此賣帳，筆者認為政府角色只為制定好市場的規則，讓市場機制去決定優勝劣敗，經營不善的企業或決策不當的投資者則會被市場淘汰。

在香港，政府干擾市場的例子比比皆是，一般而言我們常常聽到香港是推崇「自由經濟」。筆者曾在課堂中與學生討論香港政府對對市場的干擾，當中用到的例子是「盈富基金」，其成立的背景為一九九八年香港政府出手「救市」，在股票市場斥資１１８０億港元買入超過三十種恆生指數成份股，以擊退「國際炒家」。如筆者上文所及，「股災」亦只是市場機制下的一個結果而已，若市場本來就存在漏洞，政府的角色便不應該出手介入干擾市場的結果。反之，其扮演的角色應當是修補漏洞，但在不干擾市場的情況下讓市場機制慢慢調節。讀者認為政府出手救市行為可取？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