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槍打出頭鳥」，這只鳥不在於其多麼厲害，而在於其象徵性和行為模仿意義。通過對香港民族黨的公開取締，特區政府對既往較為模糊的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的法律界限進行了明確，劃下了反「港獨」的底線標準，確立了同類行為處罰的法治先例。

身份問題身份證解決。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公民管理措施，是建構公民之牢固國家認同的常規手段。國家近日公布的關於港澳台居民之居住證的新規，顯示了「一國兩制」之下以「一國」吸納整合「兩制」的新思維。

大灣區意味着香港可以再一次的「見利」而「思義」，做到「一國兩制」下的義利結合，促成自身的二次騰飛與奇蹟再造。這樣的前景與角色，絕對不是什麼「矮化」，而是升華。

經過首位女特首的「行政元年」治理，香港經濟增長活力再現，社會民生得到保障，對國家經濟及新全球化的實質參與日益加深，港獨及反對派的危害行為得到一定的法治與民意控制，中央的信任得到鞏固。只是，專注於「行政」的公務員特首有其專長，也有其政治及戰略的局限，需要不斷學習及政治成熟。

梁天琦被判襲警、暴動罪成，監禁6年。這一判決連同旺角暴動案一系列其他判決，構成了香港法治關於「暴力社運」之堅固而清晰的判例法，也成為香港法院維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整體秩序的具體作為。

“一地兩檢”方案已獲得國家立法上的憲制合法性，本地立法預期將在明年上半年完成，明年第3季度通車將成為兩地合理預期。在民意和法律的支持保障之下，反對派的反對造勢及阻撓將很難奏效。“一地兩檢”標誌著香港經濟社會進入了真正的國家體系以及國家主導的新全球化體系，這是香港回歸後的有一個“深度回歸時刻”，是十九大之後兩制“有序融合”的先導。

澳門模式有香港值得借鑒的地方：其一，在國家安全立法上承擔對國家責任和義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憲制保障，澳門先於香港完成；其二，緩行普選，聚焦經濟民生及從制度上保障行政主導，是特區良好管治的基本經驗；其三，融入式發展思維，對一帶一路戰略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應持有積極參與和發揮獨特優勢的立場及實際作為，帶動港澳社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青年人帶來新的身份體驗、認同和歸屬性成就。

曾幾何時，“反共”在港台是一門政治大生意，很多人混跡其中，大發橫財。在香港，無論是傳統泛民的“民主拒共”，還是本土勢力的“分離抗共”，反共是一個共識交叉點。

國家始終有全局及清醒的秩序藍圖，國家已經重新規整和出發，但呂先生指出的“香港人始終仍未發展出一套站立於‘一國兩制’基礎之上的香港論述”的精神保守性與尷尬處境仍難以看到改觀跡象和路徑。一國兩制的“呂大樂焦慮”也許不在於國家無所作為，而是香港需要一次嚴肅面對國家與主權秩序的精神大轉型，在身份認同之“國際”與“本土”之間續補“國家”缺環。

香港反對政治歷來是一種“弱忠誠”的傳統，早期是模糊接受“一國兩制”的“民主回歸論”，後期則經由佔中及港獨而發展為“去中國化”的“本土分離論”。這一不斷激進化的民主社運路線與中國的大國崛起處於同一歷史周期，其前景與困頓在冥冥中似有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