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恢復正常交流往來，既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民眾的深厚關懷愛護，又體現了特區政府切實回應市民訴求的積極作為。

香港作為存在的目的就是以搵錢為上，這些賺錢方式，有的可能有點邪惡，因而要把它們規範化，這就是「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之處。

目前行人天橋及升降機並非由單一個部門負責管理，單單天橋的花圃是康文署管理，扶手是路政署管理，地面是食環署管理；同時，升降機內地面，由食環署負責清潔，升降機機身以及按鈕則由路政署負責清潔。可見分工非常複雜、仔細。換句話說，一般市民或者途人在發現問題後，向正確負責的部門反映可以說是「難過登天」。縱使有「1823」可以幫忙，但政府部門「互相傳波」文化往往會減慢處理問題的效率。

縱使施政報告說得再好，能力再高，也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希望香港政府能早些取消嚴厲的防疫措施，不要將大好機遇拱手讓給新加坡，使之成為疫情下的最大受益者而超越香港。

受到中央「執政為民」理念的熏陶，香港特區的管治團隊，也在調整心態，不斷實現自我革命。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在創科、吸引產業和人才等方面主動作為，一改昔日「積極不干預」「大市場、小政府」的懶政思維，都是鮮明例子。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欣見當中回應了眾多市民關切的問題，對一些困擾香港多年的頑疾提出了針對性措施，充分體現了「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

政府是否值得信任的因素與後果是互為因果的，各官員實要急起直追，爭取大眾的信任度，未來的施政才可事半功倍。

對政府未能放寬檢疫措施的不滿情緒，已經由商界、學界，進一步向社會擴散，並且似乎已經形成一股強有力的政治壓力 如何化解新政府上任後首次出現的政治壓力，已經成為觀察新政府開局狀況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最初「愛國者治港」管治制度被不少人理解為解決民生疾苦的核子武器，但它已經過了蜜月期，市民仍然沒有看到本屆政府有能力解決民生問題。

國家的困難便是香港的機遇！若香港的執事者可及早用具有歷史高度的眼光來看，便可領會中央再三強調的「任何一個內地城市所不能替代的獨特優勢」，其實就是百年來的國際經驗與聲譽，還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