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映：客家人是棕地的最大持份者
港府日前向兩宗違反地契個案採取行動，沒收私人農地為官地。其中一幅是位於元朗八鄉的吳家村，涉及土地面積6600平方米，約百名租客接獲最後通牒遷出。
作為客家文化研究學者，我經常在新界的客家村落進行田野調查，對吳家村的前世今生尤為熟悉。本文嘗試從新界原住民及棕地形成的角度做一些闡述，或許對香港解決燃眉之急的土地問題有所啟發。
當今香港，市區的劏房或“蚊型”單位如雨後春筍。在市郊如新界洪水橋、元朗南及新界北，則存在大量的廢置土地。如同雜草叢生、俗稱“寮屋”的鐵皮棚，就是在私人農地或官府閒置的土地上未經批准搭建的，顯然是違反了地契條款或《土地條例》。
統計指本港棕地相當於六十個維園
棕地是香港前段時間最熱搜的一個詞，在現時並沒有標準定義，一般是指位於新界荒廢的農地。官方統計是365公頃，但民間團體“本土研究社”通過Google earth和實地考察發現，本港棕地接近1200公頃，相當於六十個維園的面積。這些地皮大小不一，多被用作貨櫃、停車之用，亦被臨時搭建成露天倉庫、廢物回收或修車工場，當中夾雜村落、寮屋、休耕農地、魚塘、植被。不僅利用率低，而且雜亂無章，與香港作為國際級大都會的形象相去甚遠。
十年八年前，大約每年一萬元的租金，就能從地主手中租用一畝的農地，用於養豬、白鴿或狗場。“二房東”或”三房東“後來發現，搭建鐵皮房，一畝農地能夠搭建N多個出租屋，四百尺單位能租四千元，還很搶手，當然比養豬合算。這就是政府必須出手制止，以免農地被大規模濫用而成為不可收拾爛攤子的因由。
棕地 (Brownfield）是一個泊來語，本意是西方國家在工業轉型後閒置或被污染的土地。這在英、美、加拿大都有許多案例，但香港的棕地卻和工業沒有關係，而是因農業式微而丟荒，形成”港版棕地“。以農耕為最大傳統特徵的客家人，因此“洗腳上田”丟了飯碗，但卻無意中成了最大的地主或“鄉紳”，真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舉一個例子，人稱“新界王”的前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是客家後裔，據聞他有數百幅土地，是貨真價實的“發叔“。
英割據前 客家人佔港總人口三分一
清政府與英國在1898年簽訂了《英屬香港拓展新界條約》從深圳灣到大鵬灣的九龍半島的全部，租予英國99年，租期內租借地歸英國管轄。英國人把搶來的地統稱為New Territory（新界），但對客家人而言，卻是“老區“，因為客家人最早進入香港的，就是現在的新界。所以說， “先有客家植民，後有英國殖民”，是我一貫的看法。香港在鴉片戰爭之前，行政歸劃上隸屬客家人傳統聚居地之一的廣東省保安縣。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大不列顛王國割據香港前，香港336個自然村有多達128個客家村，客家人佔本港人口高達三分之一的原因。
清朝初年，朝廷厲行海禁，目的是隔絕在台灣反清復明的鄭成功。康熙八年（1669年）解除海禁，被逼遷的圍頭人（廣府人為主）、疍家人（以艇為家的漁民）、客家人（以山地墾荒為生）獲准回遷沿海區域。同時，大陸山區的客家以及沿海的鶴佬（潮汕、閩南人）也開始遷入香港。如今新界的大浦、錦田、沙田、西貢、荃灣、屯門的村落，處處可見客家人足跡。其中，沙田和大埔原來是一處河谷，聚集了約60條村，逾八成是客家村。
最值得一提的是新界文氏，是原籍江西吉安的客家人文天祥之後。他們為躲避元兵斬草除根、株連九族，逃到新界的元朗，成為開墾香港最早的家族之一，與侯、鄧、彭、廖並稱為“新界五大族”。
吳家村創立人為大地產商 投資開發新界
今次涉事的吳家村，原來不姓吳，清朝時期為元朗富賈鄧伯裘所有。 1920年吳郁青從鄧伯裘手中購買，改名“吳家村”。
吳郁青的籍貫是廣東省梅州蕉嶺縣，清光緒年間隨父移民印尼並發跡。他看準香港是中國領土，未來必將商貿發達，毅然將印尼資金轉入香港，投資九龍深水埗地區房地產，曾擁有六七十幢樓盤，成為該地區3大房地產商之一。適逢其時港英政府鼓勵商人撥資開發新界，容許華僑在新界區買地建房。吳郁青卓有遠見，即在原錦田附近後屬八鄉買入大幅土地，按照客家“圍龍屋”的風格，建造了佔地一千多平方米的“吳氏家祠”、“ 郁青別墅”。
元朗八鄉開居立業的原住民是鄧氏家族，亦是客家望族。吳、鄧兩大家族德高望重，以極優惠條件甚至免租收容旅港客籍人士，尤其是梅州籍和蕉嶺籍的宗親鄉友，凡來者經他出面均能租賃到當地原居民的土地耕種及搭建居所。這樣，客籍人士逐年越聚越多，客家村落得以在附近星羅棋佈。
免租收容 漸成旅港客籍人士聚居地
1949年間，大批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商賈移居香港，吳家村成為世界客都梅州籍客家人的落腳地。如蕉嶺籍原國軍中將塗思宗、原籍興甯的吳應寰將軍、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陳嘉滄將軍、原國民黨蕉嶺縣最後一任縣長陳英傑等均先後定居該村，村內人口急速增長，不少客家人均把“吳家村”作為“吾家村”，形成以吳姓為主體的10多個姓氏、佔地綿延2公里客家村。
那時八鄉地區均沒有自來水，吳家村的村民都要到鄰村的水井裡挑水飲用，極為不便。吳郁青見此情景，在“郁青別墅”大禾坪前的廣場上，請人挖了一口大水井。從此，每天清晨和黃昏，水井旁歡聲笑語，成為小孩追逐嬉戲，農婦洗衣挑水，老人們嘮嗑家常的好去處。此井直到七十年代因為家家裝上自來水管後完成“歷史使命”。當年田園牧歌、小橋流水的寫意生活，在被大面積丟荒的棕地上再也找不到影子了，令人不勝唏噓。據筆者瞭解，甚至有些鄉村大宅也被廢棄，主人家的後代輾轉移民海外，田土廳查冊都找不到人。
但香港最具傳統節慶氣息的活動，包括逢年過節、婚喪喜慶，還是以新界客家村落保存的最為“原汁原味”。吳家村每年大年初一都舉辦千人盆菜宴，大饗八方，更成為香港媒體在春節爭相報導的題材。到吳家村參與團拜者有政府官員、鄉紳名士、教授學者、社團代表、鄉親父老、兄弟姐妹，濟濟一堂，熱鬧非凡。
賠償難達共識 收回棕地考驗新政府
如何發展棕地，是政府從長遠規劃土地供應的重要一環，同時也是最具爭議性和最值得探討的議題。香港能否有效解決房屋短缺這個最緊迫的社會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棕地的回收 。從理論上說，發展現存並且閒置的棕地，是比填海及開墾郊野公園更合理的選項。但是，棕地是有業權的，業權人知道政府有意回收，自然“吊起來賣”，在賠償問題上以“非常價格”痛宰官家一把。而且，香港是法治社會，政府不能直截了當搞強拆。如何拆解一團亂麻的新界棕地，的確考驗“好打得”侯任特首林鄭月娥及其管治團隊的智慧。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