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一場戳中治港盲點的攻防戰

香港的反修例風波隨着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潰敗及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勝負早已分曉，而這種網絡化抗爭（networked protest）更在全球遍地開花。不過筆者相信至今北京和港府仍壓根兒不知道何謂網絡化抗爭，他們應該還停留在「網絡」就等於與上網或科技有關的層次，然而關鍵是網絡化──網絡本來就包括線上和線下，但更重要的是網絡化後所湧現的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如自組織與其他系統性行為。即使不談中央與建制在這次風波中指導的優劣，事實上中央在香港的布局，完全無視網絡和系統的法則，令出現「黑天鵝」事件與最終失敗基本上無可避免──為這看似偶然的風波，帶來一種必然性。

無視網絡化和系統論治港等同自殺

建制與抗爭一方雖強弱懸殊，交鋒時卻往往高下立見，箇中原因就是有否網絡化的差別：風波中建制一方不僅沒有網絡化，還須依賴中央一個大腦，因此反應非常遲緩，一切舉動亦毫無創造性可言。面對這些「黑天鵝」，專制國家的未經思考而作出的反應（knee-jerk reaction）幾乎無不是立刻將所有與安全有關的事務集中在國家手中，最後淪為一個警察國家。這當然是個錯誤和愚蠢的做法，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可是集權式國家之所以乞靈於警察國家式措施，無非是因為他們在網絡化抗爭這些去中心化和有機的威脅面前，根本束手無策──集權式決策者完全無法感應到這些在自由開放社會才會出現的威脅，因而只能通過更多法外的手段來應對它們。

另一方面，中央竟在香港這個現代中國金融的重心，以及對系統性擾亂（systems disruption）極度脆弱的國際金融中心，體制上嘗試建立一種有如內地般的超穩定上層建築（super-stable superstructure），在系統角度而言無疑是自殺行徑──中央滿以為將港府、建制派、商界和自己綁在一起，便可安枕無憂，體現其「全面管治權」，殊不知此舉卻是連環計，一出事便會「火燒連環船」，完全不堪一擊，更會一把火燒到中央與內地去，這就是系統論中的串聯失效（cascading failure），稱之為骨牌效應或更貼切。

開放源碼抗爭

相比之下，在網絡化下，抗爭者可使用開放源碼戰爭（open-source warfare）的戰法，以靈活（臨時）組織（adhocracy，來自ad hoc一詞）的形式，實現無領袖組織，以及難以預測、極富創造力的效果。開放源碼戰爭實際上就是今天無領袖民粹運動的濫觴，其理論基礎源自第四代戰爭（Fourth-generation Warfare, 4GW）──相對於前三代的戰爭（1-3GW）以力勝和智勝為主，第四代戰爭則是精神與道德（moral）的戰爭，利用一系列技術以達到像柔術一樣，借力打力，將國家之強項轉化為弱點的一種以弱勝強的戰法，旨在造成系統性擾亂，令目標國在道德和經濟上不斷「失血」，以目標國的必然慘敗告終。

今天開放源碼戰爭已化身為開放源碼抗爭（open-source protest），其戰法已廣為全球抗爭者所使用，以系統性擾亂為原則，不斷發動概念性和系統性奇襲，以達到重啟（reset）系統的最終目標。這種戰法在香港已得到相當程度的展示。

民粹運動的問題

當然，開放源碼抗爭也存在自身的問題。民粹運動最容易出狀况的有4方面：第一，「參與的崇拜」（cult of participation）泛指抗爭者對群體意識的渴望，或者在香港的情况就是單純對警察的仇恨，當成了抗爭運動的終極目標；第二，「戰術凍結」（tactical freeze），即無法調整策略、要求談判和推動實質的政策改變，一定程度與運動的無領袖特性和過度依賴數碼科技有關；第三，民粹運動通常都不會有長遠目標，更不會先行想出任何解決辦法，到戰况陷入膠着後便很難再出發；第四，抗爭降級（de-escalate）或降溫是抗爭者其中一件最難處理的事情。所以目前抗爭者是要設法克服這四大問題，而非一味戀戰──戀戰只是抗爭者整天擔心運動會自行瓦解、太執着於五大訴求，以及對警察的盲目仇視的一種反映。抗爭者須清楚，其目標是不可能藉着城下之盟來達到，現在亦正是制訂更長遠更全面的戰略的時候，為運動尋找一個新的戰略支撐點，同時要相信市民的力量和決心。

讓抗爭化作一股威懾力

抗爭者也須承認，理大一役折損了很多人，區選後市民長期緊繃的神經亦已放鬆下來，短期內不太容易再被動員起來，因此更應好好把握這機會，藉着區選大勝發展出一套更自下而上、地區性的模式，以配合明年立法會選舉。

以前是沒有其他辦法才不斷以示威向政府與外界表態，但現在終於到了由被動轉為主動的時候，一氣開闢了許多新的戰場，抗爭者也發展出一套全新的政經與國際玩法，令北京與港府無計可施。在此情況下，抗爭者可暫時回到「雪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傳說中羅賓漢的根據地），引而不發，將運動的任務交給地區工作者，繼續讓運動遍地開花，讓激烈抗爭手段逐漸化作一股威懾力，在有需要「撳掣」（按下按鈕）時才發動，這才是抗爭與選舉合一的真義。

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隨着區選大勝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完成立法，「攬炒」式的全面系統性擾亂已變得沒有必要，所以也是時候轉化為一種局部性擾亂（partial disruption）：局部性擾亂的前提是假如港府完全崩潰或中央完全失去香港的管治權，只會招致中共出兵或收回香港，那是對誰也沒有好處的，故此局部性擾亂的目標是要讓政府失去正當性、加劇經濟耗損，造成一個政府須對失敗負責的局面，並為當局營造一個局勢是受控的假象，令目標持續「失血」。

重設陸港區隔護國利港

如今之計，政府設法將抗爭降級乃首要之務，它有必要在這段「蜜月期」內，盡快釐定好並拋出第一個解局方案，否則時機將一去不返。與此同時，中央必須徹底揚棄嘗試在香港建立一個超穩定上層建築的做法，並重新為陸港和香港建制中的各方之間建立防火牆。

在陸港之間重設防火牆一方面是避免香港的騷動和意識形態等繼續流向內地，另一方面則容許中央有重新制訂治港方針的空間，給予中央更大的彈性，以處理港人長期要求，卻與國家政策方向南轅北轍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制度與權益──今次風波證明一個僵硬的權力結構滿布盲點，而且當事態發展嚴重偏離預定路線時，只有極少可以發現的途徑。這種上層的有限視野解釋了威權政權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的脆弱性，而叛亂通常是由這種「資訊串流」（information cascade）所引發的，一旦人們開始反抗，政府就會在一系列無法控制的事件中瓦解。因此，中央有必要實行一種新型的陸港區隔，不然在持續的系統性擾亂下，中國有重蹈蘇聯覆轍的危險，這也是系統論對治港與治國的啟示。

 

文章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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