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尋求中美「體制共存」之道
中美將在2020年1月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這是兩國試圖緩和緊張關係的重要成果，雙方經貿談判團隊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毋庸諱言，外界對協議褒貶不一，在美國國內和中國國內都存在一些批評的聲音。這恰恰表明，最終達成的協議具有一定的平衡性，它註定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面對巨大的利益分歧，中美實現了必要的相互妥協。
如今，人們非常關注「第二階段」談判及其後更多談判的前景。實際上，決定因素並不在於談判技巧或具體領域的討價還價，而在於中美雙方如何認識和應對兩國經濟和政治體制之間的顯著差異，或可稱之為意識形態差異。無疑，這種差異比當年美蘇之間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要複雜得多。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分析人士試圖用多個標籤來描述中國的體制。他們提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對「華盛頓共識」構成挑戰。2017年特朗普執政後，西方對中國體制的定性更加負面，尤其是帶有更多的「文明衝突」色彩。比如，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就將中國的發展模式稱為「儒家威權重商主義」，認為這對「猶太－基督教自由民主」是一種根本性的威脅。
顯然，這些標籤都是為了把中國打扮成「他者」甚至「敵手」。不過它們過於簡單化，實際上對西方如何有效應對所謂「中國挑戰」並無助益。在標籤化導向下，有關中國問題的偏頗認知隨處可見。
比如，白宮高級顧問納瓦羅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激烈指責中國，用他慣有的誇張修辭稱中國「竊取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未來」。然而事實卻是，自加入WTO以來，中國每年付出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超過國際平均水平。2000年，中國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為13億美元，2017年增至287億美元，年均增長20%，而世界各國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的平均年增速僅為9.5%。
此外，關於產業補貼問題，美國也持雙重標準。美國政府對先進制造業、農業等產業的各類補貼十分龐大，而「軍工複合體」的存在則使美國的政府補貼獲得一定正當性。據統計，美國科技巨頭亞馬遜在2005年到2014年間至少接受了6.13億美元的地方政府補貼。僅2010年到2016年，美國政府就投入超過1000億美元用於生物醫藥基礎研究。令人感到反諷的是，特朗普政府一邊要求中國政府減少對產業的「干預」，一邊卻在向中國學習如何運用政府力量推進創新。
特朗普政府正在用「全政府」方式推進人工智能的發展。2018年5月，美國政府舉辦美國產業人工智能峰會， 強調要由政府協調，整合產業和學界力量，保持美國在人工智能時代的「領導地位」。2019年2月，特朗普簽署並發佈《美國人工智能倡議》。它實際上是一項行政命令，具體要求包括聯邦政府加大對人工智能產業的投入等。白宮還專門成立人工智能特別委員會，成員包括白宮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防部高級研究項目局等政府機構的官員。五角大樓則成立了聯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藉此增強美國軍方和硅谷科技巨頭之間的合作關係。
正如《福布斯》雜誌評論人士哈里·布羅德曼所言，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政府對經貿事務的主導進一步加強，企業的作用在減弱，包括特朗普想要命令美國企業從中國撤資。布羅德曼調侃道，特朗普實際上很羨慕國家對經濟的管控。當然，對於如何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尋求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平衡，中國方面一直在努力探索。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認為，中國艱難的經濟轉型仍在持續，過去幾年中國的改革實際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人們應當關注「下一個中國」，而特朗普政府卻在抨擊過時認知中的「舊中國」，這無助於解決問題。
如果美國一味在中美經貿談判中尋求實現不切實際的目標，那麼就會造成與美國目標完全背離的結果。在感受到美國對中國體制存在根本性敵意的情況下，中國國內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可能會放緩，改革派人士受到的壓力會加大。此外，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正在使中國的民營企業包括華為公司的利益受到極大損害，這反過來會促使中國企業要求中國政府加大對它們的保護，並在中國國內激起「經濟民族主義」情緒。
無論華盛頓高興與否，它都需要接受一個現實，即中國不會完全照搬美國的模式。此外，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不可能輕易被美國擊敗。中美之所以能夠達成「第一階段」協議，說明雙方希望能找到一條使兩國相異的經濟體制實現共存的路徑，這對未來一個時期延續中美經貿談判進程是至關重要的。當然，中美兩國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但競爭應當基於彼此都能接受的規則，並且不導致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的利益受到損失。
總之，以非黑即白的兩分法觀點看待中美體制的差異具有誤導性，以一種靜態視角看待中國發展模式也是不明智的。中美兩國在「深度融合」和「脫鈎」之間還存在着第三條出路。正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所言，中美關係的韌性在於雙方總有能力解決問題、克服困難。如果美國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能跳脫出零和對抗思維，那麼它仍然可以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發揮重要而積極的影響。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