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國安法與誰的香港？
「七一」香港回歸中國紀念日前一小時，長達萬字的《香港國安法》深夜11點刋憲生效，外界終於首次一窺這部法律的全貌與細節。許多人也記得，直到上個星期二（6月23日），連特首林鄭月娥都坦言連她也未看過這部重要法律的全文。
「他們創造了一個結婚蛋糕，一個四層蛋糕」。著名的中國觀察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一場視頻論壇的討論中，突然靈機一動這樣形容《香港國安法》。
黎安友眼中，這嚴實的「四層蛋糕」，最底層的結構包括該法的第12條、13條、15條等，規定了香港特區設立國安委，由特首擔任主席，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問責，中央還會指派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給香港，列席香港國安委會議。《香港國安法》第44條則規定，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也由特首指定、暫委或特委。
《香港國安法》的第三層，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其職責包括監督、指導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安職責；在這一層之上，該法還規定有三種情況（外國勢力介入、香港特區無法執行、國安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案件，由駐港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案件送往內地、依大陸《刑法》起訴和審判。最後，該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圍築起層層疊疊的「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第四重保障。
「精心設計」「無懈可擊」「密不透風」，黎安友這樣形容《香港國安法》，而這個嚴密的保障機制，凸顯的正是北京對外國勢力涉港、對港人，包括特區官員的高度不信任。
歸納起來，針對《香港國安法》的反對意見，主要圍繞以下方面：北京繞過香港立法會，將國安法「強加」給香港，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原享有的司法獨立；北京與港府沒有事前與香港社會的溝通，更拒絕與國際社會溝通，修訂過程神秘、粗暴、一意孤行。還有一種批評指北京不去理解港人積怨的根源——即北京沒有落實讓香港普選的承諾，反而一味以強力企圖使港人馴服，才導致近年香港的形勢越來越糟。
這些涉及到具體做法與手段的爭議，確實有可議與可改善的空間。不過，一個不能迴避核心的問題在於：北京究竟有沒有權力和理由針對國安問題要求香港立法？《基本法》23條早已規定香港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但漫長的23年過去了，香港自行訂立國安法至今遙遙無期，這是不是事實？
北京很有理由認為，如果制定《香港國安法》容許協商過程，結果必會像港府去年修訂《逃犯條例》一樣，激起新一波暴力示威，所以只有秘密進行、強行通過與執法，才可能解決香港的國安立法困境。因此，黎安友分析出北京對國際勢力與港人的極度不信任，確實一語中的。而在這不信任的根源，除了各方的意識形態差異外，更是因為北京、香港社會以及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三者之間，存在一種大家不明說、卻確實存在的認知差異，即香港到底是誰的？
毫無疑問，中國堅持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因鴉片戰爭被迫割讓給英國。但一些西方媒體的表述中，1997年並非香港的「回歸」，而是主權移交中國。這些年來，一些香港精英與西方評論的字裡行間，則不時透露這樣的意識：香港雖非獨立政治實體，不具備獨立的條件，卻又不完全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為國際社會所共有。這類論調或強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各國在香港有着巨大的利益，或認為香港現狀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國際社會有責任共同維護，不容北京破壞。這也是為什麼，一些港人還會理直氣壯地到美國、德國去要求外國阻止大陸對香港的「欺壓」。
事實上，這幾年裡香港的社會抗爭、包括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美國對香港抗爭的支持，在千頭萬緒的原因之中，也包括着主權的角力。北京強行訂立《香港國安法》所發出的信號也包括宣示主權，拒絕只當香港的「代持者」。《香港國安法》的執行標誌中國與美國關係進一步惡化，也就難以避免。
儘管如此，外界仍期待北京與港府的國安執法能慎之又慎，勿讓香港如此迷人的開放多元特色從此消泯；更需要提醒當權者，主權掌控與人心的回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香港的「二次回歸」理應包括人心的回歸，那北京與香港顯然任重道遠。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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