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港區國安法：以自由換自由
港區國安法推出，國安公署正式落戶，香港輿情大致穩定，樓市股市暢旺。這項重大制度變革可謂平穩落地。
然而，除去政治光譜兩端的民眾，大多數人處於屏息觀望的狀態。較寬泛模糊的法律條文使人心生疑慮實乃人之常情，比如，「極少數情況」是什麼情況？「其他非法手段」包括什麼手段？「其他危險方法」又有什麼方法？
也許需要待法律執行一段時間，或等到第一批因國安法被捕人士的判例出來，社會才能逐漸放下戒備，正確構建對國安法的認知，重新探索言行空間。
但即便有不確定性，即便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寒蟬效應，筆者依然支持國安法立法。因為現實中，這本身就是一場以一部分自由換另一部分自由的交易。
一直以來，香港擁有近乎絕對的自由，民眾可以隨心所欲做任何選擇。然而處在中國和西方交界處的特殊位置，註定了香港在地緣政治升級時成為「當代柏林」── 一個絕對的國家安全高風險地區。此時，這種自由就難免成為一些政治勢力的工具。
雖然港獨分子和暴徒只是示威者中的極少數，但從過去一年發生在香港與美國的暴亂事件可看出，在這個社交媒體賦能的時代，社會中小部分人的影響力非常大，且有不成比例的政治能量。繼續按傳統思維處理只會放任社會極端化、民粹化，導致持續社會動蕩。
再者，現實中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都會不同程度侵犯公民自由。例如美國的《愛國者法》(Patriot Act)授權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公眾的私人通訊。《外國情報監視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甚至允許政府對海外非美國公民進行長達一年的通訊監控。在英國，政府亦可要求通訊運營商保存公民通訊資料。在加拿大，《反恐法2015》(Anti-terrorism Act,2015)，授權警察可以在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逮捕懷疑對象。
國家安全風險是極端的，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只有賦予政府更大權力才能防範各種狀況。北京的思維也無可厚非，試想反恐法律如果跟隨恐怖分子、顛覆分子行動升級而升級，則永遠趕不上對方的創意。而每次修法都會收緊公民自由，必然觸發民意反彈。與其同時遭遇風險和爭議，執政者最好的選擇是一次過立法涵蓋所有情況。
人人都想擁有所有自由，但世間的自由不是平等的，如果一定要選擇，我們只能優先選擇最基本的那些。或者當一部分自由損害另一部分自由的時候，我們只能忍痛做出非此即彼的取捨。
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什麼？暴力氾濫，治安崩潰，政治惡鬥，「港獨」思潮泛起，本土恐怖主義橫行。此次立法在香港出現極端情況的背景下，就是一道選擇題：到底是選擇言論、集會和追求政治理念的自由，還是選擇平靜生活和免於恐懼的自由，筆者相信大多數人心中有數。
於是，爭論不應停留在香港是否應該立國安法，而是這些法律如何按照規範執行。這就回到了這座城市所有政治爭拗最根本的因素：信任。民眾對政權的信任，政權對民眾的信任。西方國家各類嚴苛的國安法能存在且未引起爭議，依靠的難道不是民眾與政權的互信？
細讀本次國安法的內容，從中央層層兜底的制度設置可以看出，社會的種種亂象使北京幾乎完全失去了對香港的信任。不僅不信任港人會自覺遵守法律，更不信任特區管治機關能自行處理國安事務。而另一邊香港社會中很多人對於警隊、港府和中央政府同樣極度不信任，更加劇了國家安全風險。這種惡性互動如何停止是未來國安法成敗的關鍵。
而微妙的是，這種互信是相輔相成的。國家事務千頭萬緒，小小的香港發生什麼都不會影響內地的基本盤，如果香港社會成熟起來，接受現實，不挑戰國家主權和利益，北京有何必要掐住香港不放？同樣，中央如果能分清敵我友，放下「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心態，自信，專業的辦理國安案件，相信大部分港人也會放下戒備，逐漸脫敏。如此，港區國安法可以成為國家與香港良性互動的重啟鍵，成為歷史的分段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