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疫情可能使基層青少年的發展「毫無懸念」
作者： 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研究助理教授朱岳峰博士
學界基本認同出身於不同社會階層家庭的青少年擁有不同的認知能力，情感能力，和社交能力。然而，即使出身於基層家庭也並非完全沒有希望，因為學校類似於一個初始狀態的社會，其強大的互動功能在豐富基層青少年生活的同時，也為他們的發展路徑提供了更多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可能是正面的，亦可能是負面的。例如，沉默寡言不善社交的A同學可能機緣巧合在學校結實一位陽光外向的好朋友，這段經歷可能為其性格發展帶來長遠正面影響；天資聰慧且認真努力的B同學可能偶然遭受校園欺淩，而在心裡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校園生活對於基層青少年尤為重要，它的價值在於創造“不確定性“，使其更像一場冒險，各種發展結果皆有可能。
由於疫情嚴重，政府不得已繼續暫停本港學校面對面授課，改為網路學習。媒體和學術界已經敏銳的察覺到基層家庭小孩網上學習的效率遠不如非基層家庭。基層小孩的設備，網速，和家庭居住環境都明顯遜於同齡小孩。這些與金錢有關的因素全然受制於父母條件，處於完全可預測可確定的狀態。此外，網路授課同時把學習管理的責任交還給個人和家庭，上網學習是否有效率取決於小孩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規劃能力，和抵禦誘惑的能力，甚至間接在考驗小孩的韌性和信心。這些個人能力每一項都和父母屬性緊密相關。基層父母本身很有可能已經欠缺上述某些技能，從而在言傳身教上力不從心。他們亦不太可能有意識、有時間，彌補這些問題。受制於有限財力，他們更不太可能邀請輔導老師上門對小孩輔導。著名的社會學習理論指出父母，學校，和同齡人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汲取知識的最重要的代理人。網路授課使得學校和學生處於缺位狀態。非基層家庭的父母可以透過自身認知和財務優勢盡力彌補，而他們的小孩本身可能在自我管理方面已有優勢，足夠抵禦疫情帶來的衝擊。相比之下，基層小孩的社會化過程本身嚴重依賴學校和同齡小孩，他們的缺位可能使認知和行為發展進入真空期。他們不得不面對高度的「確定性」：當疫情結束時，他們可能突然發現，他們和同齡小孩的差距變得更大。
當社會正常運轉時，基層家庭不得不面對各項資源的不平等，且希望社會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管道。而當疫情或其他黑天鵝事件導致社會非正常運轉時，基層可能最先受到傷害，受傷害的程度可能嚴重過社會階層分化下的資源不平等。後者至少保留一些社會化的途徑使得基層青少年的發展仍具有“不確定性”，而前者使得基層小孩不得不複製原生家庭的具有的“高度確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