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深圳引領中國「第三次改革」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宣布，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賦予深圳更多自主權，首批授權事項有40條。

中國南端邊陲的這座城市，再一次被肩負了為國家「開路」的歷史重任。但今天的深圳已非當年的小漁村，它肩負的「開路」任務也是多重的，不僅要為內地的改革發展「開路」，還要憑藉地理與經濟社會條件，推動粵港融合，助力北京突破港人對大陸缺乏國家認同的政治困境。

細看習近平為深圳列下的目標：要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新時代黨中央賦予深圳的歷史使命」。

習近平在紀念大會的講話中，也不點名提到其父習仲勛曾作為廣東一把手，在1979年向中央「要權」的事迹，引述鄧小平指示成立特區，鼓勵習仲勛「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名言。

對於和平年代生長的青年而言，「殺出血路」這類含戰爭場景的用詞只是遙遠的口號。若不了解歷史，就難以體會改革初年「闖關者們」的艱難，有感於他們的毅力和決心。如果沒有他們走出的第一步，不會有後來的深圳奇蹟、中國奇蹟。

而今，深圳被賦權，授命撬動中國的「第三次改革」，並且要率先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它憑的是什麼，能做到嗎？

這個問題涉及深圳成功的秘訣。有學者分析，深圳成功的背後是有負責任的領導主體，而且處理好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係。習近平本人的講話，則是概括出十大規律，或可視為官方版深圳成功「秘訣」大公開。

其中首五條，依序為黨的領導、其次是中國的制度、再次是堅持發展，之後是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第五條是堅持創新為第一動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主動權。

此前，也有學者指「深圳模式」的特點是講究效率、相對開放的市場，比較自由的經濟，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還有人提醒，要注意深圳的移民文化、公民契約精神與社會互信下較低交易成本。

將上述分析都歸納起來，可以看到深圳的成功是多種要素合力的結果——在中共執政與中國的制度下，敢於突破，政府與市場合作，重視效率與競爭，尋求財富快速積累的文化。憑着這些，深圳其實曾兩次敏銳而成功捕捉住了時代最先進生產力，領風氣之先。

在1980年代，加工貿易可能是當時深圳能掌握的「先進生產力」，但那個經濟模式帶給深圳的巨大紅利只維持到1988年左右，此後深圳進入艱難探索階段。

1998年，尋求產業升級的深圳義無反顧地走上發展高新產業的道路，深圳市政府還出資並發起創建了高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即風投公司）。豈料，沒太久後美股「互聯網泡沫」破裂，中國股市又違規事件頻傳而一片慘淡，深圳的創投布局陷入嚴冬。直到2005年，資本環境的改變以及中國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才讓多個深圳創投機構迎來了「死去活來」的新生。

深圳成了中國最大創業資本聚集區，創投資金推動科技企業的發展，比如近年聞名遐邇的大疆無人機就是創業投資支撐起來。一些人猛然發現，深圳成了中國的「硅谷」！經濟總量超過香港了，社會發展有序且穩定。雖然深圳的人均GDP只有香港的約六成，但若看實際購買力，兩地差距沒有那麼大，而且深圳後勁十足。

今天的中國，面對着美國的圍堵與國內經濟轉型的需要，需要再次「殺出血路」，深圳又一次站到時代前沿。參考它累積的實力，以及曾兩次成功突圍的歷史記錄，沒有人可以低估這座城市的未來。毗鄰的香港，乃至新加坡，是應該把握時機、利用現有條件，與深圳開展合作尋求互利共贏。

在另一方面，今天的深圳也不會如過去般虛心接受西方的經驗，而是會更強力證明中國制度的有效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個「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有朝一日到達其使命的終點，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衝擊？這個變化不容小覷，各方也須做好準備。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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