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恩：治政之道首在富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才會安寧昌盛。治政首要，在於富民，以「局部富裕」為過渡，以「共同富裕」為目標。
大環境的「局部富裕」
香港已經營造大環境的「局部富裕」，正經歷富民的首個階段。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超過 9%，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目標達到「共同富裕」，消滅貧窮。「共同富裕」是富民的指標，在承認資本主義下的財富落差下，以「先富」幫助「後富」，逐步實現「共富」；香港自 1950 年代起，由轉口港轉變成輕工業城市，紡織業、製衣業、製造業和塑膠業發展蓬勃，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1980 年代後，香港出現第二次經濟轉型，現時以國際金融中心的姿態屹立世界，穩定、開放和公平的營商環境促進經濟繁榮，各項經濟指標名列世界前茅。然而，繁榮未必維持安定，「局部富裕」背後的貧富落差是社會隱憂所在。
「局部富裕」的止步
止步於「局部富裕」不是真正的「富民」，而是惡性循環。中國大陸自 2008 年起，堅尼係數整體呈下降趨勢，顯示貧富漸趨均等，2019 年為 0.465；香港長久以來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大財團壟斷市場，市民喪失議價能力，加劇貧富懸殊。香港自 2001 年起，堅尼係數不斷上升，2016 年更達到 0.539，是高收入經濟體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2018 年最富裕 10%與最貧窮 10%的月入差距竟達 44 倍，而 2019 年的貧窮率達 15.8%，創 11 年新高。整體而言，香港經濟由「卡特」（獨占聯盟）主導，「在目前的制度下，很大部分的香港人感受不到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成果」。以上種種，無一不顯示「共同富裕」正距離香港越來越遠，貧富懸殊加劇，形成惡性循環。
「民貧」是取亂之道
「民貧」是自古取亂之道，亦是社會撕裂的深層次原因。縱觀中國歷史，民貧導致民亂，是社會動盪的主因，背後是政府經濟政策失衡所致。香港樓價高企，居住環境狹窄，地產霸權壟斷，交通費用昂貴，生活成本攀升，社會流動性低下，年輕人懷壯志長嘆，對政府怨聲載道，對生活前景感到絕望，漸漸走進撕裂的窘境。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從經濟層面昇華至政治層面，撕裂社會，更觸及「一國兩制」的底線，衍生「撥亂反正」的論調。2001 年以後，香港的堅尼係數有上升趨勢，巧合的是，自2003 年起，香港頻頻發生政治風波，難免聯想起兩者的因果關係。或者說，在政治控訴的社會運動外，還隱含對社會不公和貧富不均的哀鳴。
「富民」的出路
「富民」是香港的長遠出路和目標。政府必須直接面對深層次問題，扮演資源再分配的角色，以及使機會均等：一、地產霸權。大財團追求利益最大化，漠視社會責任，小商戶和平民淪為羔羊。政府只有出手調控，引入競爭，才能根治壟斷，建立相對公平的營商環境，降低市民的投資成本，提升致富的機會；二、熱錢流入。在自由市場下，外來熱錢流入導致樓價與市民購買力脫節。在平衡外來投資和本地居民的利益下，政府只有設立本地首次置業市場，才能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間接增加可動用資產；三、產業結構單一。未來數碼浪潮和去中介化的趨勢，只會讓香港單一產業結構的疲態更明顯。政府應慎重考慮結構轉型的方向，如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建立亞洲醫療、教育及文創中心，既可以順應未來潮流，又可以符合香港已有的比較優勢。以上三要，政府須當仁不讓，急市民所急。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若香港繼續止步於「局部富裕」，必定帶來更多社會深層次矛盾，日後難免再度激起民憤。長遠而言，香港必須深思富民之路，逐步趨向「共同富裕」，政府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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