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英國式自由放任路線貽害香港
英國女王辭世被認為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曾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部分民眾哀痛逾恒，有人將對現實的不滿投射在心目中美好年代的君王身上。這是人情之常，無可厚非，也毋需深究；重要的是，在歷史翻開新的一頁之際，香港人能否反思長久以來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問題？從而建構在新時代、新世界、新現實中切合客觀事態與整體需求的新策略。
香港在英治時代臻於興旺，所以凡百政策、制度、觀念與習性都深深烙印着英國樣態痕跡。過去幾個世紀，英國為全球現代化的主要驅動者與打造者，其整體文化確有過人之處，香港深受其益，因而對其文化、意識形態與制度頗有孺慕之情。現在到了必須審視其非並再尋新路徑的時候了。
就在英女王逝世前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顯示，印度擠下英國，晉升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英國退居第六。女王的過世是否象徵着大英帝國的國祚真真實實的壽終正寢了？而曾經盛極一時的英帝國何以淪落至此？
美國在一個世紀之前憑其地理與制度優勢早已稱霸世界，然後二次大戰重創英國，使其持續衰頹，但要探究英國近四十年來的進一步衰敗的緣由，就不能檢討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的功過。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義無反顧也無所保留地推展新自由主義政策，徹底將國營事業民營化，對企業減稅並放鬆政府監管，大幅減少社會福利，並且靈活勞動力市場。這四大政策對於提振經濟卓有績效，但另一方面，其在財富分配上的效應卻是有利於資本家，而對英國平民百姓不利，造成英國多重病症。
回顧前塵，徹底民營化導致大量失業；社會福利大砍，出現大量窮人，加上全球化發展，導致民不聊生情況惡化。別的不說，光就大幅削減教育支出而論，原本讀大學的英國人基本免費，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大學學費持續高攀，現在一年接近一萬英鎊，導致青壯年人口多背負重債，而且嚴重阻滯社會流動。
新自由主義對企業大幅放鬆管制，表現在具體政策上是對企業與富人減稅、放鬆對資本家的管制，金融業方面更是百無禁忌。由於暴衝過猛，從美國源起的金融海嘯重創英國，股市暴跌，多家銀行倒閉，許多馳名企業銷聲匿跡，其後帶來長期的低薪導致窮人愈來愈多。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資產濫投資導致英鎊和房價持續增長，資本擁有者大發利市，平民百姓則難以度日，更難翻身。而且，熱錢一股腦兒湧進金融業、房地產，嚴重排擠了實體經濟的資金投入，致使製造業萎縮，危害國家的經濟長遠發展。
至於促進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讓僱主更方便解僱勞工，盡可能不聘用正職勞工，而以成本較低的勞動派遣、臨時工、外判、合約工、時薪工等非典型就業代替，其結果是受僱者缺乏保障，忍受長期低薪，使整個社會財富分配更不平等。同樣造成嚴重後患的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的光輝旗幟下，英國政府以自由化為口實，拋棄了很多政府原本承擔的公共責任，在小政府的模式下導致政府職能萎縮，也驅使許多弱勢者自生自滅。
香港從英治時代後期以迄現在，基本上一直遵循英國的自由放任式的發展模式，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其結果一如英國，尤其是以「自由經濟」為幌子遂行低稅率，減少干預產業經營與勞工市場等，導致產業結構偏倚發展，社會福利不足所需，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政策難以落實，房價高企，而且商家坐大，貧富懸殊日益嚴重。
香港目前的深層問題與英國類似，歸根結底，是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利益主導，經濟權力非常集中，而且商業稅偏低，監管規例鬆綁，公營部門不復存在，甚至讓財閥主導政府決策及行政執行，進一步妨礙社會正義的實現，愈來愈多民眾被綑綁在深重的被剝奪感中。總而言之，香港發展與管治模式四十年來緊密追隨英國，賦予資本經營更大的權力與自由，同時讓社會保障及福利政策更加微不足道。
如果確有「英國病」，香港也被傳染了，而且病情不輕。如果英女王辭世象徵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則香港應當掙脫英國模式的桎梏，減輕英國病症狀，同時審視現實缺憾，改弦更張採納新策，以期創造一個全港共同富裕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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