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香港需要一位具凝聚力的政治家特首

被視為下屆特首熱門競爭者之一的前特首梁振英，在港台節目中稱，現時不是問張三李四是否想做行政長官，而是香港發生什麼事，需要什麼樣的行政長官。他認為，下任行政長官應能認清國際、國內的大形勢，讓香港趨吉避凶，用好香港優勢和國家給予的機遇。梁振英這番話只說對了一半，香港確實需要因應時代需要，揀選特首人選，但新時代所呼喚的卻是一位能夠凝聚民心，能帶領香港走出大亂走向大治的政治家出任下屆特首。

2019年的黑暴動亂之後，中央出手制定國安法，改善選舉制度，令香港由亂入治，香港也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中央主要是從法律和制度上，為香港訂立新的政治規矩和法律規範，結束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不設防的狀況，同時堵塞了制度上存有的漏洞，令反中亂港勢力不能借選舉進入建制內，危害國家安全，阻礙政府施政。

中央的這兩項舉措已經發揮效力，香港社會在過去一年來恢復了平靜，社會上沒有再出現大規模的騷亂，社會和市民關注的焦點議題，也逐漸從政治惡鬥，轉向土地、房屋、貧富差距等與經濟民生發展相關議題，由過度泛政治化轉為趨向理性、務實。

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只有合資格的愛國者才能參選、參政。可以預見，今年底和明年初的三場選舉完成後，香港的政壇將會給人煥然一新的新面貌，不會再出現過去的瘋狂拉布，無休止地謾罵，也不會再在議會內見到議員和官員們打成一片，粗言穢語橫飛的景象。新的特首施政會更暢順，推動政策措施的阻力會減小。

但這是否代表香港過去存在的政治問題已經徹底消除了呢？是否意味着，新的特首，只要能把握好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帶來的機遇，就能解決香港的所有問題了呢？事情恐怕並非如此。

中國有一句古語——「大亂之後必有大治」，這是從歷史興衰更替中總結出來的規律。大亂之後，人心思治，但也需要有能凝聚民心，團結社會各界的政治家出現，才能真正實現大治。秦末大亂，要到漢武帝出現後才有大治；隋末大亂，到李世民時代才有大治；明末大亂，也要到康熙出現才有大治。內地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也須由鄧小平這位具有凝聚民心的偉大人物推動撥亂反正，推行改革開放，才實現大治。

香港2019年的黑暴動亂，是過去20多年來眾多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疊加之後的總爆發。中央出手令社會恢復平靜，政治恢復秩序，但仍需經過一段時期的社會修復，才能真正實現大治。而這個時候，就需要一位眾望所歸，具備凝聚社會民心，團結社會，一同走出動亂的政治人物出來承擔重任。

梁振英所提出的，能認清國際、國內的大形勢，讓香港趨吉避凶，用好香港優勢和國家給予的機遇的人，是否就是時代所呼喚的特首人選呢？答案是未必。舉例而言，去年至今，任何人當特首，都知道取得抗疫成功，是最重要的任務，但卻並非每一位掌權者都能夠凝聚人心，帶領全社會、全港市民共同抗疫。同樣道理，能夠看懂國際、國內大形勢，看到讓香港趨吉避凶道路和方向的人不難找。但能夠在認清方向之後，凝聚民心，具備帶領大家一同去奮鬥的政治能力的人，卻並不多。香港需要的，正是這樣一位，具有凝聚民心的政治能力的人。

進入新時代的香港，需要有新的政治家出現。香港需要一位能撫平動亂的創傷，重新凝聚起社會民心，能帶給社會新希望的人選，出任下一任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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