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國安法被告請不到大狀 是偽命題
《港區國安法》被告人黎智英獲准聘請外地律師一案，早前鬧得沸沸揚揚，及至上月終審庭駁回律政司的上訴申請後，行政長官向中央提交報告，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外地律師能否參與本港國安案件進行釋法。為此，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訪問時表示，若釋法結果不容許外地律師參與國安法案件，又遇到無本地律師願意接手時，可移交至內地審理。譚耀宗不認同案件移交至內地審理，會對被告人不公，並指《港區國安法》已有條文訂明，機制已列明於法例內。
其實，在特首建議中央提請人大釋法後，法院依舊於本月初開審黎智英案，控方開庭後申請案件押後7天，獲法院批准押後至12月13日再訊。原本代表黎智英的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當日因無法延長工作簽證而未有出庭，黎智英於是找了資深大律師彭耀鴻代表。是故，所謂釋法結果不容許外地律師參與案件，又遇到本地本地律師接手，只不過是記者提出的一條假設性問題。
當然，比起記者的假設性提問，譚耀宗的回答更讓人感到費解。根《港區國安法》第55條，只有出現下列三種情況，案件才會交由駐港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
(一) 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
(二) 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的；
(三) 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的。
國安法被告人在香港未能聘請本地律師為其辯護，肯定不屬第(三)款的「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亦不屬第(一)款「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至於第(二)款，主語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被告人未能聘請本地律師為其辯護，其實還可以選擇自辯，最多只是會減低對方打贏官司的機會率，而不會令特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此一條款自然亦不適用。
退一步而言，即使假定被告人認為案件交由內地審理，能令其在內地成功聘請辯護律師，因而增加對方的案件勝算，但是根據《港區國安法》第55條規定，案件交由駐港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須由特區政府或駐港國安公署提出，再由中央政府批准，之後才可根據《港區國安法》第56條，把案件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相關法院審理。整部《港區國安法》並沒任何條文，賦予被告人主動提議案件交由內地審理的權利，自然亦沒譚耀宗口中所宣稱的機制。
更重要的是，所謂國安法被告人不准聘請外地大狀下，便無法找到本地大律師為其辯護的假定，根本是偽命題。香港在《基本法》第8條規定下，原有的普通法制度得以保留，所以本地大律師一直奉行普通法地區所沿襲的「的士站原則」(cab-rank rule)，即：除非有利益衝突，或案件不屬其執業範圍及其能力之內，否則不能因為個人喜好，而不接受委託，從而確保任何人，即使惡名昭彰，仍可以得到合法的辯護權利及專業的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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