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斌：我們需要從俄烏戰爭一周年中知道甚麼
俄烏戰爭已演化成一場影響全球秩序的戰爭，並為世界經濟前景增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根據聯合國發佈的《2023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2023年，全球經濟增速可能成為數十年來增速最低的年份之一。在冷戰結束後，外界不得不再次思考這個問題——世界甚麼時候才能回歸正常，即國家更加緊密的團結在一起應對各種全球性危機、可控的意識形態衝突、頻繁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然而，大眾所期望的以和平與和諧為特徵的世界正常秩序是一種想像的自然狀態，而世界真實的自然狀態是分歧和衝突。在剝去這層理想主義外衣後，我們便可以理解為甚麼俄烏戰爭會在人類文明水平較高的歐洲地區發生，而富裕的歐洲人也不惜損失自己的社會福利去爭取烏克蘭戰爭的勝利。
儘管美國及其盟國讓烏克蘭軍隊愈來愈強大，但俄烏戰爭不會在短期內結束。在2023年2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歐洲國家一邊倒地支持烏克蘭；歐盟委員會則積極推動成員國的國防工業聯合起來，加速、加大烏克蘭戰場急需的武器彈藥生產。美國總統拜登在戰爭爆發一周年之際訪問了基輔，這顯示了美國堅定支持烏克蘭的決心。目前，俄烏兩國軍事力量正在烏克蘭東部地區展開攻防戰，但是烏克蘭很難取得決定性勝利。因為如果交戰區僅限於烏克蘭境內，那麼俄羅斯國內的戰爭資源就有能力維持一場長期的常規戰爭。
國際社會呼籲修正現有國際體系——重塑自我糾正機制。作為冷戰結束後歐洲大陸歷時最長的、規模較大的戰爭，俄烏戰爭不得不讓人重新思考當今國際體系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的作用。顯然，這種「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很難遏制大國選擇戰爭行為。特別是近10年來，民族主義的高漲、國家安全的濫用，讓大國間的分歧和競爭似乎變得愈來愈不可調和。那麼多極化是否能夠遏制戰爭？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大國在多極化世界中的競爭更加不可控。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1853年至1856年間的克里米亞戰爭。聯合國主管政治和建設和平事務的副秘書長迪卡洛（Rosemary DiCarlo）在2022年11月16日曾向安理會指出，為解決或管理緊張局勢和衝突而建立的國際集體安全體系已受到烏克蘭戰爭的嚴重破壞，這反過來也加大了解決烏克蘭敵對行動的難度。在這種背景下，有關聯合國大會改革的呼聲愈來愈高。
國際體系中的結構反映了國家實力和觀念，很難自我修正。「一超多強」是一種結構失衡的國際體系，實力佔優的國家總是試圖利用自己的權力控制其它國家，而不會與它國分享權力。因此，在俄烏戰爭環境塑造下，喬治•凱南的遏制戰略則成為實力佔優國家及其盟友的優先選擇。針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行為，實力佔優國家及其盟友的遏制戰略是：軍事上威懾俄羅斯、增加俄羅斯的戰爭成本、讓俄羅斯與國際社會脫鈎。只有在政治和經濟上符合實力佔優國家及其盟友給定的標準時，俄羅斯才能再次成為合作夥伴及國際體系中的一員。
戰爭是多方博弈的結果，而俄羅斯更需要為自己今天的戰爭行為負責。戰爭爆發前，俄羅斯與烏克蘭、西方國家有很多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的機會。在美俄日內瓦峰會（2021年6月）上，美俄曾約定開展雙邊戰略穩定對話。然而峰會結束不到一個月，普京在一篇名為《論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性》的文章中提到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個民族」，而莫斯科則被詭計多端的西方「搶走」了自己的領土。2021年10月，拜登政府的情報認定俄羅斯要發動這場戰爭。11月，中情局局長伯恩斯赴俄羅斯會見了俄羅斯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並討論了烏克蘭問題。儘管從美國獲得了戰爭即將爆發的情報，法國和德國領導人堅持認為仍然存在外交機會，並為之努力與俄羅斯、烏克蘭斡旋，但這些工作都以俄羅斯導彈飛向烏克蘭的目標而告終。毫無疑問，當前的國際體系很容易讓國家從競爭轉向對抗，從對抗轉向戰爭。要想在結構失衡的國際體系中規避戰爭，任何國家都需要更大的智慧，避免成為一個無限權力和帝國的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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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