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港英設立區議會「初心」 當然不只是作為地區諮詢組織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在被問及英國的半年報告中，要求廢除香港國安法以及「關注」區議會減少直選比例時，表示港英政府視區議會為諮詢組織，批評英方沒資格質疑香港的完善地區治理方案。她並指當時港英政府引入區議會時，是英文用字是稱為「District Board」而非用「District Council」，字眼上不是用「議會」去形容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亦設有委任制，認為英方應支持新制而不是「打倒昨日的我」。英國對於區議會制度固然是「雙重標準」，港英時可以委任區議員，回歸後委任議員就是民主倒退，這是英國人一貫的「雙標」，不過區議會作為諮詢組織，恐怕卻不是港英設置的「初心」。

完善地區治理方案的一個目的，是令區議會回歸「初心」，但這個「初心」是基本法第九十七條的「初心」，而不是港英設立區議會的「初心」。基本法第97條對於設立區域組織的定位和職權是很明確的，在設置上是「可設立」也可不設立，在本質上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職權上則是「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初心」很明確，就是着眼於地區管理，但港英設立區議會，目的及「初心」明顯不單是為了地區諮詢及管理，更是針對香港確定回歸祖國的政治設計以至「陷阱」。

區議會的出現，源於港英政府在1980年6月發表的《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就建立一套新的地方行政制度諮詢民間意見，並於1981年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開始在地區層面推行選舉。1982年的區議會選舉，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屆區議會選舉。然而，任何選舉制度發展都是一個過程，需要積累和醞釀，循序漸進，但區議會的出現卻猶如「石頭爆出來」。

在港英統治香港一百多年來，都沒有推出過任何民主政制，「楊慕琦計劃」胎死腹中就是明顯例子。何以港英卻在1980年突然拋出一套地方行政制度，更要設立選舉？原因是在前一年的3月，港督麥理浩訪京，被鄧小平明確告知中國將會在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消息震撼了英國政府。自此之後，港英政府就加速在香港推動代議制發展，當中原因有二：

一是針對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的博奕而來，企圖通過所謂政制發展「還政於民」，一方面加強港英政府與中方談判的籌碼，另一方面今圖繞開中國政府，在香港實行代議制，以達到「民主抗中」目的，並且培養大批親英的政客，在回歸後保持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力。

二是通過急速政改在香港埋下「自治」以至「獨立」的種子，這是戴卓爾夫人親口承認，在她的回憶錄是這樣寫：「在1983年1月底，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進展不順之時，我自己對我們的目標，作過一些根本性的考慮，我提議，鑑於談判缺乏進展，我們一定要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以期在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的目標……。」建立區議會制度，在香港推動代議政制，為的從來不是民主、人權，而是針對香港的前途談判，通過在香港發展民主架構，以達到「獨立」、「自治」的目的，戴卓爾夫人已經說得相當露骨，這恐怕就是港英設立區議會以及立法局選舉的真正「初心」。所謂地區諮詢，推動文娛康樂服務固然是區議會的職責，但如果是為了這些「正當」目的，恐怕港英政府不必花這樣大的精力，在回歸前完成這套急進式的選舉制度建構。

在回歸前夕，「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動的政改，更充分暴露了港英政府在回歸前為香港政制埋下「定時炸彈」的圖謀，彭定康政改針對區選的最主要內容，就是將區議會變成全直選，所有選區都劃一為單議席選區，一個選區只產生一名區議員，改變了以往「雙議席」的均衡屬性，令區議會政治變得高度政治化，從而讓港英扶植的民主派政客，可以通過簡單多數決取得絕大多數議席，通過政制讓民主派迅速壯大。同時，彭定康亦對立法局動了大手術，目的與區議會如出一轍，就是為了達致「民主抗中」的目的。

這個圖謀被中方看得很清楚，直斥是「三違反」方案，「直通車」也因此被取消，包括區議會、兩個市政局和立法局，都不能過渡成為香港特區的第一屆區域組織和立法會，中方將另起爐灶，並且在基本法第97條中明確區議會的定位和職權，目的就是防止港英「民主抗中」的圖謀。

可惜的是，回歸後的區議會又逐步重回所謂民主化道路，直選議席不斷增加，權力不斷擴大，與基本法對區議會的定位愈走愈遠，這樣才有了這次完善地區治理方案的出台，將區議會回復到基本法的定位，為此對選舉制度及區議員產生辦法進行了大手術，讓區議會真正回到基本法的「初心」，而不是港英不可告人的「民主抗中」「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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