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應對「軟對抗」成為重大課題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雖然香港社會整體已經回復穩定，但破壞的力量仍然存在，不同「軟對抗」行為透過不同網絡、媒體，文化藝術等渠道，繼續發生和散播，挑撥矛盾，甚至煽動香港人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仇恨。港區國安法頒布三周年，大型的騷亂及政治對抗行動基本絕跡，反映了國安法對反中勢力的震懾力，也說明了世界上並沒有所謂不畏法律的抗爭者，2019年一法不可收拾的亂象，根源在於很多參加者以為在當時特殊環境下「法不責眾」，但當法真的責眾時，大多數人都會知所行止，所以，國安法一出台就發揮了一法定香江的作用。
隨着國安法出台，香港正式進入政治新時代，香港政局出現了重組，政治對抗也出現了重大的範式轉移，過去通過大遊行、議會對抗、選舉動員發動的政治抗爭，在今日的香港已是此路不通，於是出現了所謂「軟對抗」，軟與硬是相對概念，「硬對抗」就是明刀明槍的政治對抗，「軟對抗」則是隱匿的、地下的、意識型態的，可以在不同領域上開展，通過網絡、媒體以至社會上不同的平台，進行各種政治性的挑撥、煽動、抹黑、造謠，目的是製造社會撕裂對立，挑動市民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憎恨，積聚民怨，以待下一次大爆發的時機。
過去反中勢力在香港的對抗方式是軟硬共用，「春秋二祭，六四七一」；議會拉布狙擊施政，以至在媒體輿論戰場上的大投入，大動作，都說明反中勢力在香港的政治鬥爭上有着全面部署，回歸以來，香港政治風波不斷，政府建制左支右絀，主要原因正是在兩個戰場上招架不力。
現在國安法落實，遏止了「硬對抗」，崩解了主要的反中亂港勢力，重塑了香港政治。但問題是國安法不是包打天下，法律是有邊界，不可能處理形形色色的「軟對抗」問題，諸如圖書館的煽動書籍、借器官捐贈登記搞事，到熱捧「港獨」歌曲；外部各種抹黑新聞此起彼落，連國際特赦組織也公然造謠，指一名從未入境香港的維吾爾學生在香港失蹤；西方議會幾乎每個月都拿香港說事，各種干預香港的聲明翻來覆去、舊調重彈，其實都屬於「軟對抗」的一種。當時機成熟，各種潛伏的力量就會借着民怨捲土重來。從本質而言，「軟對抗」與「硬對抗」並沒有分別，手段雖然不同，目的同樣是針對香港的安寧和國家安全。
香港正進入傳統的政治敏感月份，巧合的是，大型抗爭雖然不見，但各種怪事奇事卻接連不斷，連器官捐贈都可以用作政治炒作，這反映香港的「軟對抗」有愈演愈烈之勢，沒有了《蘋果日報》，但各種網媒依然活躍，基本取代了以往《蘋果日報》的功能，在國安法實施三周年的香港，表面風平浪靜，但各種「軟對抗」仍然暗流湧動，每一個事件都可能演化成政治風波，網絡輿論依然躁動，這也是李家超以及其他官員接連就「軟對抗」發聲示警的主要原因。
由於「軟對抗」的隱匿特性，加上不少屬於「擦邊球」操作，執法當局很難每次都祭出國安法應對，如何應對抗爭手法的範式轉移，如何應對「軟對抗」的新形勢、新風險，無疑是當前一個重要課題。當中主要有兩個應對思路：
一是依然要通過以治治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早前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致辭，指現時香港雖然「由治及興」，但暗流還在湧動，亂的根源沒有根除，治的基礎需要鞏固。值得留意的是，他特別指出港區國安法是香港的「守護神」，而司法法律界則是「守護者」，他並指相信香港司法法律界能「妥善處理好適用港區國安法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 」。這其實已說明了應對「軟對抗」的辦法，就是由國安法「兜底」，以司法把關，利用現行的法律針對「軟對抗」行動果斷出手，例如以禁制令禁止「獨歌」傳播，以行政指令要求圖書館下架煽動書籍，以刑事法律追究惡意破壞器官捐贈者等，這些都是以法治亂的表現，不必一定要引用國安法，香港現行的法律已經足夠打擊各種「軟對抗」行為，關鍵是政府的決心，政府敢於以法治亂，搞事者自然不敢以身試法，「軟對抗」自然能夠遏止。
二是在爭奪網絡輿論戰場，這也是重要的意識型態戰場，反中勢力「軟對抗」的主要平台就在於網絡，對準的是廣大青年、中間人士，香港要由治及興，社會要人心回歸，網絡輿論戰場必須重點經營和爭奪。
有些人認為，政府不應對「軟對抗」太過上綱上線，不要自我製造政治對立，應該做好經濟民生工作爭奪人心，這種說法當然無錯，但問題是現時還在搞「軟對抗」的人，是因為經濟不好、上不到樓、上流無望而反政府嗎？不是的，他們大多是因為意識形態、因為政治立場而反政府，對於這些人如果苦口婆心的勸說有效，還會有2019年「黑暴」嗎？做東郭先生、做老好人不難，說說好聽、左右逢源的話就可以，但這些真的能夠消弭「軟對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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