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釋法與香港的司法獨立並不是並行關係，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一次的釋法未必會損害到香港的司法獨立。對國際投資者來說，他們近年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心，更多建立在港府能否消除中美關係的緊張狀態所帶來的不穩定性。

投訴類電視節目雖然好，充其量也只能扮演監督和輔助的角色，它長期大受歡迎，更不是什麼好事。

澳門賭城形象多年來已經深入民心，一時之間要轉型不易取得成績。在「穩中求變」的政策下，博彩業昔日「點石成金」的神話恐怕已不復見。無論如何，澳門博彩業改走休閑化、大眾化、娛樂化路線，會是健康、平穩的發展，不失為好事。

比較回歸前後歷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不難看出一個有趣現象：以前香港社會普遍不太重視港區人大代表，也沒有太多政界人士參選。但隨着1997年香港回歸後，越來越多有志在政壇更上一層樓的政治人物參加港區全國人代選舉，希望成為全國人大的一分子。

大部分港人長期深受西方價值觀影響，再加上香港建制派論述水平低，以致不少港人頭腦仍是「花崗岩」，不願意承認中國過去數十年取得的成就，更不用說反思他們眼中的「邪惡政權」為何會享有如此高的民望。

我手頭上沒有水晶球，不敢斷定FCC已不獲續租。但客觀上而言，FCC如果續租不成功，會對香港起到一些負面影響。 FCC若不能續約，長遠而言將動搖香港作為「亞洲傳媒中心」的地位，不利北京利用香港這個平台講好中國故事。

眼下主流民意都期望當局能夠作出更大的調整，讓港人生活復常，經濟重拾升軌。

本土出生、一向不擅長政治的大學校長，未來只會倍加吃力；來自外國或者台灣的大學校長則由於背景敏感，面臨的壓力恐怕也只會越來越大。 「海歸派」大陸學者也不是沒有弱點。普遍而言，他們和以往外國籍校長同樣不太懂廣東話，與師生直接溝通有困難。近年香港各大學皆面臨資源不足問題，如果大學「一哥」的社交能力一般，或許會削弱大學在社會籌款方面的表現。這也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有政界中人因此分析，北京對這次香港立法會補選可能會採取折衷的方法，即允許多於四人參選，但四個議席之中有數個名額會是內定，其餘議席則由其他參選人公平角逐，候選人必須靠個人實力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事實上，最近幾年香港的航空旅遊、零售和飲食等行業遭受疫情重創，金融從業員又不斷流失，許多國際金融企業紛紛選擇撤出香港。如何挽救香港經濟和保住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成為港府最迫切的任務。 當局在這個時候叫停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絕對是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