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體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每隔一段時間，便會有時評員或學者撰文，談論中國教育部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漢辦」)管理的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下稱「孔院」)。內容都是質疑孔子學院實際上是中共搞滲透、洗腦的工具，侵害學術自由。譬如網媒《HK01》，上個月便有一篇文章，聲稱孔子學院是中國硬銷軟實力的反面教材。

日本於本年7月13日經國會表決後，實行針對性侵犯罪的新刑法。這是日本110年來首次修改相關的法律。這是日本當局面對國內女權團體，以及外國人權團體狠批日本法律對性犯罪的定義過於落後保守的批評，終於作出了實際的回應。

說到「性教育」三個字，對香港人及莘莘學子來說，早已不是新鮮事。然而同樣地，一提到性教育，大部分港人都對其搖頭嘆息，無不指責本港的性教育、以及性觀念傾向落後、保守。近年的調查及研究都顯示，香港的學生及中學教師普遍認同，香港的性教育課程時數及內容都不足夠，學生更明言自己的性知識都是仰仗來自互聯網及朋友的資訊。

隨著網絡和手機科技的進步，近年香港的「網絡公審」風氣，也變得越來越厲害。不少市民的日常爭執，被好事之徒拍下後，再上載至社交網站，繼而被網民點評或抨擊，部分人的個人資料，甚至被網民「起底」。由早年的「巴士阿叔」事件，到現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關愛座的讓座問題。

香港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亦有調查顯示港人行房率低。家計會早在2013年進行名為「性與城市空間問卷調查」，在網上訪問了559位受訪者。調查結果顯示，逾八成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性活動空間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最終影響了他們對性需要的滿意度。

如何在人權自由和規管之間取得平衡，固然十分重要。然而，相信大部分也會贊同，青少年心智尚未熟，亦不會希望他們沉迷電玩，以致荒廢學業。究竟怎樣既有規管，又不會「管過頭」，則是一個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日前，財經專欄《中環街市》，提到了日本的「低慾望社會」論，並聲稱，香港正在步日本後塵，變成「低欲望社會」。根據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的說法，日本已經陷入了「低欲望社會」：無論物價如何降低，消費無法得到刺激；經濟沒有明顯增長，銀行信貸利率一再調低，而30歲之前購房的人數卻依然逐年下降；年輕人對於買車幾乎沒有興趣，奢侈品消費被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因陋就簡。

歸根結底，Uber在日本遇上的真正問題，便是並未打通人脈關係，特別是Uber的經營模式，將會直接影響日本的本土的士業，搶對方手上直接搶人手、搶生意。相反，Airbub跟日本當地的旅館業，並不存在直接正面的競爭，兩者自然有着不一樣的結果。

近日，本港發生了一宗亂倫案，任職中醫的父親與當時同住的19歲親生女兒發生性行為，並維持著這個關係多年，直至被女方的弟弟揭發。由於兩名被告均承認，他們之間發生性行為，是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進行，於是控方以亂倫罪控告兩人。

日本的自殺問題早已「蜚聲國際」。雖然早前日本警視廳聲稱，每年自殺人數已降至2萬人以下，但這並不代表問題已得到改善，其實甚至變得更加嚴重。其中一個表象，就是青少年的自殺數字，近年來日益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