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蘇：建立一國兩制新秩序——如何對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
香港主權回歸了，但治權沒有回歸。馬克思主義關於必須用新型國家機器來代替舊的國家機器的顛撲不滅的真理，並沒有在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中體現出來，這使香港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誰主香港？反修例暴亂發生後，香港不能再回到原點，對「一國兩制」的挑戰便是：如何對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
1、土地房屋是香港「深層次矛盾」之首
《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成因錯綜複雜，最近一段時間，正視「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成為社會不同階層為這場風波謀劃出路時的共同話語，內地輿論也開始意識到這是修訂風波的病根之一。
《新華社》9月4日發表文章《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詳細拆解了港人切身感受的種種生存困境，包括：經濟結構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如何導致青年看不見未來；嚴重扭曲的樓市，如何使得香港中產階層戴著「高收入」的光環，卻與基層一起艱苦度日；社會整體又如何在無日無之的政治鬥爭中不斷蹉跎。
接著，9月12日中央政法委公眾號「長安劍」發表評論文章，認為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稱應對香港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的言論是縱容犯罪，反問李嘉誠等「囤地圈錢」的地產商，會否對香港市民及香港未來網開一面；人民日報同日發表題為《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不能再等了》評論，指「地產商是時候釋放最大善意，而不應只打自己算盤、囤地居奇、賺盡最後一個銅板」，評論的結論是三個月來之所以許多年輕人捲入反修例風暴，「住房，正是重要根源」；新華社9月13日也發表評論稱，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最突出，最迫切，最讓人詬病的就是住房問題，因此要「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徹底消除社會動盪的病根」。
2、香港「深層次矛盾」關鍵在「誰主香港」
李嘉誠是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紅人」，很早回應中國政府號召回大陸大量投資，建立汕頭大學，與中國前領導人有深厚交情，內地媒體那時更是褒揚不斷，現在卻被高調抨擊，相當罕見。對此，外媒以陰謀論指是北京「轉移視線」的做法云云。
實際上，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千頭萬緒，土地房屋確是重中之重，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並非僅僅是土地房屋問題，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更在於政治問題，關鍵是「誰主香港」的問題。
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20日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的文章《誰主香港？》，一針見血指出：「既然（香港）所有這些問題是香港缺失政治主體的結果，在沒有一個政治主體出現之前，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香港會出現穩定的局面，這些問題會得到解決。更為重要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經完全不是回歸之初的香港了，事情已經發生，香港也不能再回到原點。對中國大陸的挑戰便是：如何對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提到國家時，通常會使用「國家機器」這一詞彙來代替「國家」一詞。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認為，資產階級國家是資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就是不斷積蓄力量，並在條件成熟時通過革命手段打碎它，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俄國革命家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根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經驗的總結，闡明了馬克思關於用新型國家機器來代替舊的國家機器的思想。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收回香港時，沒有用新型國家機器來代替舊的國家機器，而是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政治構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一科學構想勾畫出一幅國家和平統一戰略和治國理政模式的新藍圖，形成為改革開放時期的一項基本國策，率先在香港、澳門實行，由此開啟了當代中國乃至世界一種全新的國家治理實踐。
但是，正如鄭永年指出：「1997年香港主權從英國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那麼，是中國在治理香港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實行『一國兩制』，中國只享受主權，沒有治權……中國所享有的實際主權少而又少，表現在有限的外交領域，而在大多數領域只享有『名譽主權』。即使是駐軍也只具有象徵意義。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實質性的法律體系並不在中國的主權之內。」「即使是行政系統，除了特首，也仍然是從港英當局『整體』接收而來。」這說明，馬克思主義關於必須用新型國家機器來代替舊的國家機器的顛撲不滅的真理，並沒有在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中體現出來。
在中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中，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提出：「香港的主權可以回歸中國，但是香港的治理還是應當由英國繼續。」雖然英國想以主權換治權的圖謀不被中國政府接受，但事實說明，1997年香港主權從英國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但香港治權卻沒有從英國回歸中國，可見英國政治家的老謀深算。換句話說，香港回歸22年來，並沒有真正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沒有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執行機構，並依賴於這些法律、制度和執行機構來實現對香港的管治。除了行政、立法、司法系統外，另有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包括宗教、教育、政治、工會、媒體、文化等制度，也仍然是從港英當局「整體」接收而來。——這充分說明，香港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誰主香港？因此，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乃勢在必然。
3、首先必須盡快終止香港動亂
筆者執筆之時，暴亂已逾百日，曠日持久的違法暴力衝突，挑戰「一國兩制」底線，逐步暴露「顏色革命」本質，日益呈現本土恐怖主義的趨勢，對香港政治、法治、經濟、社會、民生各方面均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和嚴重傷害。香港安全城市已變暴亂危城，暴徒以恐怖主義的手段和致命武器大肆破壞公共交通及社會設施、搗毀立法會大樓、衝擊中聯辦大廈、侮辱和損毀國旗國徽區旗區徽、癱瘓機場和地鐵、禁錮毆打遊客。已有200多名警員受傷，1800多名警務人員及其家屬的個人資訊被「起底」。雖已拘捕1400暴徒，但卻獲低保候審，千多暴徒取保後繼續成為參與持續暴亂的兵源。最要命的是「員警抓人、法官放人」，許多前一天被控暴動罪被批准保釋後，第二天又出去犯事，讓他們如「英雄般」走回暴亂。警隊士氣低落無已復加，根本原因如前員警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的悲鳴：「不能把暴徒繩之於法。」很明顯，建立「一國兩制」新秩序，首先必須盡快終止香港動亂。
4、應審時度勢啟動《緊急法》止暴制亂
至筆者執筆之時，特區政府仍然「保持絕對沉默」，任由暴徒盡情發洩盡情破壞，認為這樣拖下去，就能拖到暴徒意興闌珊，師老兵疲。特區政府是否動用《緊急法》、何時實施、如何實施仍未可知。但如果香港的暴力升級持續，特區政府應審時度勢啟動《緊急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香港法律第二四一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民間簡稱《緊急法》或《緊急法令》。條例的主旨是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在應對香港出現或行將出現重大的、嚴重的、失控的、全面的社會動亂或暴亂的緊急公安被危害情況或狀態下，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召開特別會議（不須經過立法會審議程序），訂立頒布及行使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規例有廣泛的權力，可包括頒布全域或局部宵禁令、禁止罷工、罷課、罷市，禁止非法集會遊行、查封及取締煽動性刊物、通訊管制、出入境管制、搜查緝捕、沒收財產、遞解出境……等等管制的多項執法權力。在管治當局經過研判局勢和社會秩序恢復後，會正式頒布終止令。
第一，特區政府應盡快研究啟動《緊急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引用《緊急法》賦予的權力，參照外國做法，盡快頒布緊急禁令，禁止戴面罩參加遊行示威活動。只要禁止佩戴面罩，暴徒就會有所顧忌，不敢再貿然作出犯法之事，香港才有可能有效止暴制亂。
第二，警方應嚴正執法，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由內地中央媒體怒批黎智英是「民族敗類當代漢奸」，到港澳辦點名他是反修例風暴的幕後黑手，再到中央政法委將他及其身邊走狗：李柱銘、陳方安生、何俊仁統稱為「禍港四人幫」，一再顯示中央清楚黎智英就是亂港禍源，亦證明中央已經忍無可忍，特區政府和警方還在猶豫甚麼呢？此外，民陣召集人岑子杰、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常委羅冠聰、港大署理會長黃程鋒及外務副會長彭家浩等人，是香港形勢出現恐怖主義苗頭的搞手；林卓廷、鄺俊宇、朱凱迪、鄭松泰、尹兆堅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多次暴力遊行集會中扮演重要角色，涉嫌犯煽動等罪行。警方先拘捕這些暴動領軍者，清除亂源，便可打擊暴徒的銳氣，其餘烏合之眾，容易內訌，也容易潰散。
第三，是封閉煽動和組織暴亂的反中亂港喉舌《蘋果日報》。從今年2月開始，《蘋果日報》就全力進行反修例的「洗腦式宣傳」。每一次大規模遊行乃至暴力衝擊，都可以看到該報的黑影，該報成了「顏色革命」的煽動機器。美國中情局的工作是在幕後進行秘密策劃與指導，並安排人力與資金。《蘋果日報》不僅煽動暴亂，更為暴徒提供資金。內地中央媒體發表評論文章，批評香港部分媒體乃至歐美媒體不斷宣揚仇警、反中央的思想，煽動香港年輕人走上暴力違法的道路，其中更點名批評香港《蘋果日報》是「毒蘋果」，形容《蘋果日報》黎智英是「暴力行動的策劃者、組織者、參與者」。
在1967期間，港英當局就封閉了親北京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並逮捕了主持人胡棣周、李少雄、潘懷偉、陳艷娟，以及承印三份報章的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亦逮捕了新華社、《文匯報》及《大公報》的記者，而「發展煽動性言論」、「藏有煽動性標語」則成為當時逮捕左派人士的利器，「發表煽動性言論」被控者有81人，因「藏有煽動性標語」被控者有209人。有前例可參照，啟動《緊急法》，應該封閉《蘋果日報》，逮捕該報老闆黎智英。
第四，宜推遲香港區議會選舉。暴亂由第一天開始就和修訂《逃犯條例》無關，目是要通過未來兩年半的四場選舉奪取香港政權，將香港變天，企圖奪取中央在基本法下的權力，要去中央化、去中國化，進而改變香港乃至國家的政治體制。隨著違法「佔中」禍首戴耀廷由香港法庭別有用心地獲准保釋，由其發起的「風雲計劃」亦借屍還魂。「風雲計劃」是先在區議會取過半議席、再在立法會取過半議席，最後奪下選委會500個以上的議席，劍指特首選舉，其目的是全面奪權。翻查香港法例第547章《區議會條例》第38條（1），如在一般選舉舉行前，行政長官認為該項選舉相當可能受騷亂、公開暴力或任何危害公眾健康或安全的事故妨礙、干擾、破壞或嚴重影響，則行政長官可藉命令指示將該項選舉押後。吸取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失敗後，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的教訓，為遏止反對派奪權變天，行政長官可藉命令指示推遲香港區議會選舉，直至香港選舉生態出現明顯好轉。
啟動《緊急法》並進行上述四方面的工作，行政長官應體現出勇氣和承擔，不能期待或推諉給中央去做。
5、必須完善中央對香港的司法主權
反修例暴亂是「一國兩制」的一個分水嶺，顯示過去22年香港的管治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下去。這次暴亂雖然是一件壞事，但卻是中央落實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契機，長痛不如短痛，建議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將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徹底平息暴亂，保障香港長治久安。
首先，必須完善中央對香港的司法主權。十六世紀法國法學家博丹（Jean Bodin）在其著名的《國家六書》（Six livres de la rdpublique）中，主權被明確界定為「國家的絕對和永久的權力」，在其所列舉的諸多主權權力中，終審權被明確的列為第四項主權特權。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名著《利維坦》（Leviathan）中採取了跟博丹類似的思維，將主權設定為絕對權力，並堅持包括司法權在內的主權權利都不能分割，不能轉讓。
目前國家對香港的司法主權是殘缺不全的，基本法設置的解釋機制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只構成「最低限度的司法主權」。但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法院往往沒有尊重中央對香港「最低限度的司法主權」，不僅沒有尊重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優於香港法院的司法解釋，而且形成「司法至上」、「法官治港」局面。
全國人大必須立刻行動起來，立法收回涉及國家安全的終審權，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司法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應通過釋法，明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其中維護國家安全屬於最重要的「國家行為」之一，香港法院對此無管轄權。也要明確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終審法院的上下級和從屬關系，一般的民事案件、經濟案件、刑事案件等終審權可以屬於香港法院，但是涉及到「一國」的問題，如分裂國家罪、叛國罪、暴動罪等，香港終審法院無管轄權，管轄權屬於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對香港的「港獨」、「顏色革命」和恐怖主義等勢力，擁有司法主權和管轄權。有關案件不會在香港法院審理，改在熟悉全國性法律的內地法院進行。根據慣常做法，服刑地點一般與審判地相同，即被判刑的暴徒要在內地監獄坐牢。這才可以讓維護國家安全的司法「刀把子」從掌握在外籍法官手中，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
6、成立武警香港總隊
反修例暴亂是一個分水嶺，證明只有確實將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香港管治才能走上正軌。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軍隊、員警、法庭、監獄等專政機關都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今世界，國家的本質依然沒有改變，美國等西方國家一直保持著強大的國家機器，美國的軍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擁有龐大的機構和先進的手段，都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鑒於中國在香港的國家機器嚴重匱乏，建議盡快成立武警香港總隊，這是將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舉措。「武警」是武裝員警部隊的簡稱，負責保衛國家內部安全，簡單而言，武警負責國內安全，解放軍則是負責對外的防衛。駐港部隊隸屬於中央軍委，武警由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因此成立武警香港總隊，與派駐香港部隊並不矛盾。
武警總隊是指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設立的武警部隊的一級組織。成立武警香港總隊，專門處置暴亂、顏色革命、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件；香港警隊執行傳統的警務工作，如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防止和偵查罪案及維持治安等；駐港部隊的職責主要對外不對內。三部分各司其職，權責分別清楚，互不混淆。
成立武警香港總隊，可以把在進入緊急狀態出動武警平暴的方式常態化、長期化，也可避免中央宣佈特區進入緊急狀態出現的過大震動。
7、提升中聯辦功能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在回歸之前，特別在中美建交之前，是美國對付中國的重點，現在則與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南北相呼應對付中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人員編制在千人以上，也反映出它的功能和作用並不簡單。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大量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分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針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遠東地區諜報基地，自成立以來，就一直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
維基解密2011年8月30日公開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機密電文，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全面而深入，特別是對香港反對派動向的關注和控制钜細無遺，包括民主黨、公民黨等反對派政黨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的精神領袖人選。維基解密亦顯示，美領事館一直通過與香港不同界別人士接觸以搜集情報，其中又以反對派人士為主，搜集的情報涉及香港和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一些反對派政客亦積極配合提供情報，甚至獻計獻策。
是次修例事件的轉捩點之一，就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任有關法案委員會主持時，多次濫權阻撓會議進行，甚至自立為「山寨王」。而維基解密文件已指出，涂謹申被美國總領事形容為要「嚴格保護」（strictly protect）的對象，而涂謹申向美領事分析香港時政的內容亦被公開，成為民主黨勾結外國勢力的鐵證。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指出，香港正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風暴襲擊，並指這次政治風暴提升快速、規模龐大，組織看似鬆散實是精密隱蔽，與過往群眾運動不同，有理由相信有幕後推手，或是外來勢力介入，種種迹象指向台灣和美國。
中央政府應該加強在香港的工作，許多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務需要中央政府去做，所以中央政府不能如過去那樣放手不理，或一切縱容，而是應該由中央政府組織有實幹的班子去處理問題，首先要全面提升中聯辦的功能，以反制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香港社會和政局的全面操控。關鍵是頂層設計，中聯辦全稱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要定位是一個社會公關聯絡機構。但中央派駐香港機構應是國家機器的重要部分，集維護國安、反情報戰、反間諜戰、反滲透策反、反操控暴亂等國家威懾力量於一身，若中聯辦不具備上述國家機器功能，就無法反制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香港社會和政局的全面操控。
8、全面開展去殖化工作
二戰結束後，亞洲各國都全力執行了去殖民化的工作。新加坡的國民精神教育主要是強調林謀盛率領的136抗日部隊的英烈事蹟，換句話說，中國抗日英雄是新加坡民族教育的靈魂人物；菲律賓馬尼拉街道都是以菲律賓民族英雄來命名的，市中區的利薩爾公園即是紀念菲律賓的國父；在馬來西亞，原來英國人留下的一堆「皇后大道」、「國王街」等等，都被改為馬來的名稱，主要是紀念馬來民族英雄；至於南韓做得更徹底，不只改掉日本名稱，還拆掉日本總督府，把日本殖民者移走的光化門又完整地搬回原址。這些都是趕走殖民帝國後，去除殖民思想毒害所必要的過程，沒有一個國家例外。
唯獨香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沒有實現去殖民化的工作，香港沒有經過這個重建民族尊嚴的心理建設過程，使得殖民主義思想教育的荼毒依然存在，從而造成了今天的困局。
因此，從長遠來看，香港的去殖民化工作絕對不可避免，這也是香港長治久安必要的過程。
英國殖民者長期在香港進行「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淡化中國人身份認同、將殖民地文化逐漸等同為香港文化。自香港回歸談判到撤離香港期間，港英政府從政治制度、經濟政策到社會治理各方面給回歸後的香港埋下了多種制度性陷阱。在香港回歸之前，由於香港社會習慣性對內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長期的反中拒共宣傳，使得香港的政治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扭曲。香港社會始終沉迷在其令人驕傲的過去無法自拔，始終拒絕認識中國內地日新月異的發展和變化。
回歸後香港「去殖化」的缺失導致部分香港市民既難於從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角度出發來全面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難於從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成敗中汲取自身發展的經驗教訓，轉而以強化「香港人」身份認同，甚至宣揚「本土自決」，實際上深陷英屬殖民地時期埋下的多重陷阱之中，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認同基礎構成嚴重挑戰。
香港社會亟需改變自己面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時的歷史優越感，亟需改變或明或暗的以「港人治港」來抗拒國家影響力、抵制中央管治的觀念和做法。要引導市民和青年學生認識「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一國」，何來「兩制」，挑戰「一國」，就是損害港人根本福祉。要從法律和教育方面確定香港要實行去殖民化，明確去殖民化是特區政府的職責，是每個香港公民的義務。
國民身分不只是口說的「認同」，應有許多實在制度配套。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一份子，香港人和其他中國人一樣，首先應該擁有一系列共同的權利和義務。
建議香港的市民要像入籍美國的人士一樣，進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誓。經一再教育說服仍然拒絕的，要取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沒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福利待遇。
建議香港公務員、警員、司法人員入職，要進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誓，拒絕宣誓的不能入職，入職後違反誓言的要褫奪公職。
建議香港的通識科和歷史科教材，要經過中央教育部審定。特區政府必須加強對本港青少年的國情教育，除了加強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道德教育，也要推行香港基本法啟蒙教育，讓青少年真正認識「一國兩制」。
全面開展去殖化工作，要重視培養香港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國家應創造更多機會，讓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青年面臨著個人發展、成就夢想的種種困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戰略的提出，既是為新時代國家的發展再造引擎，也是展開「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畫卷，更是為香港青年發展創造新天地。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示：「要為港澳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幫助青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粵港政府要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大灣區發展機會，積極赴大灣區就業創業，獲得更大發展空間，未來可會同大灣區內地城市，為香港青年就業創業提供資金服務、創業指導、企業服務、生活配套等一條龍服務支援，建設更多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培養香港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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