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200小時社會服務令，是輕判嗎？
日前，一名21歲跟車工人響應網民號召，在上月沙田集會期間，踐踏國旗、將國旗投至垃圾手推車內，再將之棄於城門河中，最終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裁判官在判刑時表示，這類案件控罪嚴重，但沒有相關量刑指引；考慮到被告認罪及沒有案底，加上感化報告內容正面，案情不涉及更嚴重的焚毀國旗，判處社會服務令。
不諱言的說，今單案件的判決，實在讓人覺得法院有意「放生」。首先，侮辱國旗罪的最高刑罰是入獄三年。若是真的像裁判官所言，沒有量刑指引，而他又覺得今次案件控罪嚴重，為何不判最高刑罰的三年監禁？裁判官一邊說案情嚴重，轉頭又輕判社會服務令，這不是自相矛盾乎？
說到這裡，便不能不說裁判官提到的減刑理由。以被告沒有案底為例，裁判官自己也懂得說，侮辱國旗罪沒有量刑指引，即是被告沒案底可獲減刑，根本不是硬性規定。事實上，有否案底跟會否重判，主要是看案件性質的嚴重性，以及刑罰所產生的阻嚇作用，香港也有初犯仍遭重判的案例。是故，所謂初犯作為減刑理由，純粹是裁判官本人的主觀判斷。
至於被告不涉及「更嚴重」的焚毀國旗，也是說不過去。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條：「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最高刑罰均是「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 ，根本沒訂明其他侮辱國旗的方式不及焚毀國旗「嚴重」，所以可以罰輕一點。由此可見，沒有焚毀國旗，也不是可以輕判的理由。
另有一點不得不說，裁判官在判決中，提到被告「感化報告良好」。其實，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A條的規定，只有「年屆16歲或超過16歲而未屆21歲的人」，法院才須在判處被告監禁前，考慮其他適當的處置方法。是次案件的被告已年屆21歲，裁判官其實可以不索取感化官的意見，直接判監。
此外，第109A條的原文是「法庭除非認為沒有其他適當的方法可處置該人，否則不得判處監禁」，即是被告不滿21歲，法院一樣可在考慮過後，認為「沒有其他適當的方法處置」，於是判處監禁。在今年四月的佔中九子案裡，學聯前執委鍾耀華在作案時不滿21歲，但在其要求下，法官也是判處對方監禁，只是判監同時又准許緩刑執行而已。
總而言之，裁判官在可以直接判監的情況下，聽取感化報告的意見，顯示他在正式宣判前，已有意判處被告社會服務令。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法官擁有量刑酌情權，但是根據過往案例，古思堯便曾犯侮辱國旗罪，最終被判入獄九個月。裁判官為何不遵從過往案例量刑，而要改判社會服務令？這個問題，裁判官似乎未能提供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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